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认同产生了诸多的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加以科学阐释。考察国家认同的概念可以看到,国家认同实质上是包含制度、利益、文化、非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四位一体”,其基本特征包含生成机制的原生性和构建性、表现形式的意识性和行动性、内容体系的政治性和行动性、维持机制的情感性和利益性,以及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危机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国家治理的失效。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家认同的构建,着力点在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治理民主模式,构建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前提;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国家认同的利益性保障;发展民族文化,加强价值整合,丰富国家认同的文化内涵;正视不同层次共同体的发展,促进国家认同的共同体整合。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近些年,关于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理论热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国家认同问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作为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进而才能正确地理解、引导和增进国家认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科学地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发展、更替和消亡,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崭新性质和过渡性质。我们的研究不宜停留于“国家认同的一般”层面,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分析具体人们对具体国家的认同问题。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而言,其对国家的看法、态度、情感和信念是大不相同的。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国家认同问题更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和正确的引导,而且应当优化国家认同的各个层次的主体结构,同时应采取多种措施,以增进国家认同的自觉意识和培育正确的态度。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Identity： A Perspective from Cultural Identity

认同是“同一性”及身份的归属。在现实性上,文化认同往往与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政治认同则与国家认同如影随形。文化认同侧重的是民族成员不可退出的族属命运,政治认同则凸显了社会成员选择和判断的主观意旨。近代以降,悬浮在社会结构表层的政治因时代特征的变化而显现出不断加深的矛盾和困惑,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鉴于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高度的互补性和相互促进性,以文化认同为支点切入共同体政治的实际,带动制度创新、进行利益调适、强化身份归属,对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强化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in Transi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1982-2012）

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而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密切互动,面临着挑战与重塑的双重压力。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密切结合的角度,就制度、经济、文化、政治、战略等五个维度深入剖析中国国家认同,有助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变迁的轨迹。通过凝聚国内共识、提升国际认可来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国应进一步培育公民意识,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强化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关联,积极担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初步统计分析,认为：第一,农民工在总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市场中,但该市场内部又基本上是按照自由放任原则实现其供求平衡的。第二,这一市场进一步分化为“企业”内外的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两个部分;后者又可区分为自雇与受雇就业两种类型。第三,由于企业内的正式就业者处于较为艰难的生存状态并且再生产着这种状态,农民工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分流中,更倾向于流向非正式就业。第四,在非正式就业者中,受雇用的农民工的工作只能是一种勉强生存的手段,而自雇用的农民工则可能逐渐实现积累和向上流动,有希望获得一定的发展。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 general survey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SR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在中国城乡户籍制度存在的背景下,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城市户籍,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决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个体的迁移动力,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则相对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是农民工寻求制度保障来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作用是不一样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IN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数据分析显示,市民最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市民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成为行政机关干部、教师和科研人员;市民最不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建筑业、饭店服务业等。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类型以中、远距离为主。在社会距离的评价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社会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和非正式制度对社会距离有很大影响。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两大群体之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融合。     

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Changes in the labor share of GDP： a U-shaped curve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演变的一般规律,以及当前导致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不断下降的结构性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变化趋势呈现U型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我们提出了一个解释u型规律的理论模型。这一发现为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我们还发现,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除此之外,影响我国劳动份额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的以及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的变化。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会进入上升通道,中央政府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性、结构性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80后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有职业规划,求职途径较多为市场和政府,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职业稳定性较低;他们被侵权或自己感觉被侵权的比例更高,对相关劳动法规更了解,更有维权的勇气;个人消费水平高于80前农民工,网民比例高,业余生活娱乐休闲色彩浓厚;对社会的评价和认同度相对更高,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80后农民工向企业的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战,更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农民工在取得流动权、工作权以后,理应进一步取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SPECIAL ISSU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nlightenment and Its Fortune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科学理性,它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但自身却包含了一系列的悖论,如是与应当的悖论、必然与自由的悖论、普遍性与历史性的悖论等。启蒙理性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造成了对科学方法万能的迷信,以及对西方经验和政治原则的迷信,从而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处理好西方现代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启蒙的现代性理想与现实政治客观需要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合理鉴别和扬弃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启蒙的真正价值是反思批判精神,因此启蒙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竞事业。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China＇s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and Curbing of Financial Corruption

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彰显了现有金融监管模式对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失败。次贷危机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金融信息披露严重失范滋生的金融腐败。作为一种规制金融信息披露、通过透明度约束降低腐败的需求与供给的监管方式,信息监管对于遏制金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比较美国新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立足中国实践,重构金融监管体制,可以以信息监管为中心,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努力构建一个统合的金融信息平台,建设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监管资源,形成金融反腐防腐的强大合力。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     

SPECIAL ISSUE： EXAMIN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Abolition or retention： rethink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死刑废止论正在成为一种为刑法学界所广泛接受的理念,废止死刑目前也被当作是一项目标而不再根据现实国情和罪情去思考。促进此种理论共识形成的诸多因素之中,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废止死刑国家的数量统计,以及建立在这一数量统计基础上的“废除死刑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和趋势”臆想性认识。客观地看待废止死刑国家的真实数量,反思已经被法学界全面认可的统计数字的非科学性,并深入思索死刑存废的国际现状,对于立足中国国情去理性地思考死刑的存与废,并警惕学术研究中的数字陷阱和数字诱导,意义重大。从中国的历史阶段和整体情况来看,死刑在中国不宜立即废除。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Mercantile Enlightenmen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近代中国虽然没有近代欧洲那样比较完整的启蒙运动,但的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其中,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即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大致经历了兴起、嬗变与深化的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封建农耕社会的价值观念遭到否定与批判,新兴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念得以萌生和揄扬。近代商业启蒙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对中国走向工商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则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当今商业道德重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SPECIAL ISSUE： GLOB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Logic and trends i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文化全球化存在着由一国推行的全球化文化与多国平等商量而确定的全球化文化之双重逻辑,由于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不平等,前者成为文化全球化过程的强音。要建立自由平等的全球化文化,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改变不公正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全球化文化不是单一的,更不是异质的,它是一体中的多样化或多样中的一体化。     

SPECIAL ISSUE： FOCUS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China

随着和谐社会治国方针的提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化,中国刑事和解制度呈现出不断拓展的态势。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以“特别程序”编的形式,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全面确立了中国式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就目前立法来看,刑事和解程序设置还相对粗放,也存在诸多争议。刑事和解未来发展方向应当强化规则性完善与制度性建设。     

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同样没有根据。因此,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