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斟酌书

《离骚》研究,历经千年,前辈先贤,功绩煌煌。近在执鞭之余,研读《离骚》,似有所得,亦有所疑。因此泛览各家著述,参酌诸说异同,随手写成札记,积得数条。刘勰曾说:“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龙·序志》)因名之为《<离骚>斟酌书》。今不揣譾陋,列条录出,疏谬之处,以俟来哲。一《离骚》关于《离骚》篇名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各执一是。游国恩先生在《楚辞概论》中独创新说:“按《大招》云:‘楚《劳商》只’。王逸曰:‘曲名也。’按:‘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故‘劳’即‘离’,‘商’即‘骚’;然则‘劳商’与‘离骚’原来是一物而异其名罢了。力依游国恩先生的说法,《离骚》可能本来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     

《贾谊论》“遗俗之累”注释商榷

苏轼《贾谊论》是一篇有名的人物论,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书”)与张之强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张书”)都在文选部分里收了这篇文章。《贾谊论》说:“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王书对这句话仅注了一个“累”字,释为“忧虑”。张书则注得颇详细:“遗俗之累,指不同于世俗的毛病。‘遗俗’:与‘高世’句式相当,等于说‘遣世’,即‘离开世俗’,与世俗之人不一样。累:事相因致损。拖累、负担,这里指缺点、毛病。”张书既释“累”为“缺点、毛病”,则两书对“遗俗之累”的解释很显然是不同的。究竟应该怎样解释“遗俗之累”呢?考“遗俗之累”乃前人熟语,苏轼于此不过是     

形声字浅说

何谓形声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解释说:“‘以事为名’,为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二字以‘水’为名,譬其声为‘工’、‘可’,因取‘工’、‘可’而成其名。其别于指示、象形独体,形声合体。”这段话,既解释了什么是形声字又指出形声和指事字、象形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汉字是方块字,从其结构来看,可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独体字,是指只包含一个字素的字①;合体字,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字素构成的字。古人有所谓“独体为文,合     

中学文言文注释辨正二题

一、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硕鼠》) 句中“逝”字,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同‘誓’(用近人张慎仪说,见其所著《诗经异文补释》,张据《公羊传》徐彦疏引此诗作‘誓’)表示坚决之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补充注释”云:“通‘誓’。”均强作假借字释之,值得商榷。按“逝”与“誓”禅母月韵,古字音同,本可能通假,但无明证。《说文通训定声》云:“逝,往也,假借为‘誓’。”杨树达《小学述林》卷一云:“盖《三家诗》有作‘誓’字者,此诗本表示决绝之辞,《三家》作‘誓’,用本字也;《毛诗》作‘逝’,     

“虫伯”与文王伐崇地望研究——兼论夏族兴起于晋南

周原出土甲骨“虫伯”卜辞,有的认为:“‘虫’与‘崇’疑为同声字。‘虫伯’,似为‘岽伯’。……《周本纪》‘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歧下而徙都丰’。二十二号卜甲的‘虫伯’(崇伯)疑即崇侯虎。持相同观点者还认为‘崇为方国名’。但对其地望提出不同意见,说“商末周初之崇伯,亦即崇侯虎,皇甫谧以为崇在丰、镐之间,恐误会《诗》‘诗伐于崇,作邑于丰’的意思,……按‘崇’一作,崈’亦作‘嵩’、‘崧’。王念孙谓古无‘嵩’字,原作‘崇’。其地望“据《水经注》青要山在新安县,即在今崇山附近”。而持相反观点者则进一步指出;“‘虫伯’即‘崇伯’,即指‘崇侯虎’,‘虫’和‘崇’声音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驳“孟子‘僻违无类’”说

在我国思想史上,先秦思想家荀子曾经说子思、孟子“僻违无类”,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例如侯外庐等所著《中国思想通史》就明确提出了孟子在逻辑上使用的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比附方法,“在这种方法里,虽然貌似‘类比’……,而实则全然为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认为荀子说思孟“僻违而无类”,“此‘无类’二字,确足以概括思孟学派逻辑思想的特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中国思想通史》第     

“行气玉铭”考释

“行气玉铭”的形制为楞柱状,中空,顶端未透。此外又有玉佩、剑珌、玉刀珌、行气玉佩、刀珌等称法。原玉旧藏合肥李木公家,今归天津市文物管理处。 此玉的拓片原著录于端方的《陶斋古玉图》和黄璿的《古玉图录初集》(第四卷),之后又收入罗振玉所编的《三代吉金文存》(第二十卷)。在其目录中标为“剑珌四十字”。实际上有雕玉十二面,每面刻三字,全部铭文共四十五字,其中有九字重文(八处有重文符号,一处重文符号漏刻)。 一 关于此玉为何物,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黄璿将此铭文收录于《古玉图录初集》,可见黄璿认为这是块玉佩铭。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1972)一文中也名之为行气玉佩。罗振玉在《三代古金文存》第二十卷目录中题为“剑珌四十字”,实际上有五字重文为罗氏所疏漏,但郭沫若在《“行气铭”释文》末段的结论中说:“然行气之术铭于‘剑珌’,颇觉:不甚伦类。珌者,《说文》以为‘佩刀下饰’经余考证知即剑柄与剑身相接处(古人以为‘镡’,今人以为‘剑格’)之玉饰,无隙可容四十余字之长铭,是则原物是否为‘剑珌’实属疑问”。并曰:“今案刀鞘之上下     

“恣君之所使之”中“所”字之我见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一册,把《触龙说赵太后》中的“恣君之所使之”解释为“任凭你怎样支使他”。在《古汉语通论》(十二)中,又把“所”称为“特别的指示代词”,认为这“所”字指代“使之”的方式方法。其后,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承此说,认为:“所使之:指支使他的方式。‘所’:指示代词,指代‘使之’的方式。之:     

“甲之鼌”非“甲子朝”辨

《楚辞·九章·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鼌吾以行”句,叔师《章句》云:“甲,日也。鼌,旦也。屈原放出郢门,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洪补曰:“鼌、晁并读为朝暮之‘朝’。冯衍赋云:‘甲子之朝兮,汩我西征。’”两说并无分歧。以往治《骚》者,白朱子至郭老,均因王说,殆无疑义矣。《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薛恭穆《<楚辞>解诂》云:“古人用干支纪日,甲之,即‘甲子’。之、子古字通。”为示不掠人之美,又把此项发明权归于洪庆善:“视洪氏此语,意在说明鼌字之词义,实际上却已将‘甲之鼌’即冯衍赋之‘甲子之朝’的消息传告给读者。”薛文认为:“冯衍赋此句内容与句式显然是模拟与糅合《九章·哀郢》这句‘甲之鼌吾以行’与《招魂》:‘汩吾南征’两个分句而成。所以‘甲子之朝’一语,正好可以作为此句的注脚。”又引《左传·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晋侯围上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论语·微子》“分”字注辨

《论语·微子》章中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乎?”一句,而对其中的“分”字究竟如何解释,则从古至今,众说纷纭。朱熹在《沦语集注》中说:“‘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说:“郑注云:‘分犹理谓治也’。宋氏翔凤《发微》云:‘王制百亩之分’。郑注:‘分或为粪,此五谷不分,当渎如草人粪种之粪,     

“我不如陶生”与“我生不如陶”

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第一首首句“我不如陶生”,宋景定本作“我生不如陶”。纪昀说:“于义应作‘我生不如陶’。然(第)四句乃有‘生’字,则原本固‘陶生’矣。此称未免生造。”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认为。“一本作‘我生不如陶’,此后人疑‘陶生’二字不类而妄改也。……今据渊明《饮酒》诗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下     

《归去来辞》“登东皋”当为“(?)东皋”

陶渊明《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之“登”,实为“癹(ba)”字之误。 据《说文解字》段注称:“‘皋,气白之进也……’气白之进者,谓进之见于白气滃然者也。……皋有训泽者,《小雅》‘鹤鸣于九皋’,传曰:‘皋,泽也’。泽与皋,析言则二,统言则一。”可知“皋”的本义即沼泽。再看“登”字。据《说文》,“登”字的本文为上车,引申为凡攀上高处的动作皆曰“登”,如《左传》成公十五年“登丘而望之”,《礼记·曲礼》“登城不指”。“东皋”可泛指东边的沼泽,既为沼泽,盖为低湿处,就不当说“登”,故作“登东皋以舒啸”于文理不合.     

对《说文解字》中几个字的异释

对《说文解字》中几个字的异释郭诚（一）说《说文》：“止，出也。象过校茎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凡‘之’之属皆从之。”我认为许说非是。遍观从“之”之字，皆无许氏之意，而是“指”的意思。应该说，上是“指”字的初文，象形。故指土而为往，指人为先，指人而言...     

释甲骨文腥胜二字

甲骨文有一字作等形,从自从鱼,应隶定作(自鱼)。自即鼻的象形初文,《说文》自下说“鼻也,象鼻形。”后世作鼻,从自畀声,变象形为形声字。自字本义古书中不见用,甲骨文中有“疾自”(乙26385)的用例,疾自即患鼻疾,可证《说文》对自的说解是正确的。王宇信等同志在《试论股墟五号墓的“妇好”》一文中,解释”已卯卜(?)贞:勿(自鱼)妇好□御□”这条甲骨文时说:“字旧无识。此字鼻下有鱼,当即腥字,《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曰‘鱼臭曰腥’”。说此字为鱼臭的会意字,这是很正确的。察《通俗文》“鱼臭曰     

答《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我和周烽同志的拙作《从‘斯’字看论语》一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六期后,该刊编辑部转来杨剑桥同志《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杨文)。杨文否定了我们所肯定的‘斯’字应当是动词,作分析之义解的论断,论据有四点,兹一一答复如下: 杨文第一个论据:“《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说文》确实探究的是字的本义,然而先秦的字义实际上就是词义。张世禄先生写的《古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25页上说:“‘字’是和‘词’紧密联系的。我们阅读任何作品,必须坚持‘字不离词’的     

代词“自”和副词“自”——《马氏文通》学习笔记

一这里要讨论的“自”,只限于在语义上与“自己”有关者,介词“自”,连词“自”不在讨论之列。《马氏文通》有三处谈到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自”。卷二代字章“重指代字”一节说:“‘身’‘亲’‘自’‘己’四字,皆重指代字,人己通称,而‘身’‘亲’二字必居主次。”“‘自’字可主可宾,而其居宾次者,必先于宾之者,宾于介字者亦先焉。”“互指代字”一     

“麻胡”讨源

一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以“麻胡”恐吓小儿之俗。此历代多所记载。鲁迅于《朝花夕拾》中曾两次提到。他在《后记》中说:“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图》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子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鲁迅所引《非麻胡》全文如下:     

《说文》部分540辨疑——兼论《周易》对《说文》的影响

《说文解字·后叙》自记其全书分篇分部之数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检数今大徐本、段注本等,《说文》一书始一终亥,确实分作540部。这样看来,《说文》共分540部,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在这个问题上,自古至今都存在一些歧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林(?)《字源偏旁小说》增一部,《序》云:‘五百四十一字。’郭忠恕《与梦英书》云:‘见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张美和撰吴均《增补复古编·序》:‘《说文》以五百四十二字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