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影响下的古代长篇小说

由讲史演变而来的古代长篇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无法摆脱史传文学的深远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小说的技法上,更体现在对史传文学精神的继承上.史传文学浓厚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对奇、幻的追求;史传文学独有的局部单元叙述结构的自成格局和独立性的叙述结构,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的循环结构模式和彩线贯珠式的结构方法;史家的"发愤著书"说和实录精神,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动机和原则.史传文学的深远影响,最终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的独特风貌.     

史传与章回小说间的重要一环——讲史的角色创造论

讲史是处于史传与章回小说之间的一种过渡文体。在角色创造方面,它一改史传的重事轻人、重言行轻形貌、重教化轻传奇的倾向,开始重视角色的形貌叙写,角色的传奇色彩也更为浓厚,初步实现了事件中心向角色中心的转变,为章回小说的角色创造作了必要准备。     

古代东方小说文体初探

古代东方小说有丰富的故事文学基础,另外,深厚的史传文学和说唱文学传统、强大的抒情文学话语对东方小说文体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散点透视的故事文学基因,基于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的追求,在说唱文学传统中形成的对小说叙述明晰性的注重,散文叙事过程中主体体验的表现和抒情意境的创造,这些古代东方小说文体特点在今天仍然值得继承和发扬.     

文学形象的叙述学考察——以《红楼梦》为个案

本文以《红楼梦》为个案,从叙述的角度对文学形象(角色)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认为文学形象与现实的人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而又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它既具有受叙性,又有施叙性;既有性格性,又有工具性;既有主体性,又有对象性;在某个形象整体中既具独立性,又有部件性。根据不同因素的轻重,角色可以分为施叙角色与受叙角色、性格角色与工具角色、主体角色与对象角色、独立角色与部件角色。总之,文学形象(角色)既有现实的"人"性,又有一定"叙述性",是这两者的奇妙结合。     

神话及其演变与早期文学小说

神话的思维模式及题材内容,对文学小说萌芽与发展意义重大。神话由原生状态走向系统化的过程折射着文学小说萌芽的发展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神话的历史化使史传作品带有神异怪诞特征,早期文学小说依附于史传,借鉴史传中神话的生存经验而发端成长;其次,早期文学小说吸收借鉴神话由片段走向系统的发展成果,亦注重情节的完整,逻辑的恰合,为小说的文体独立积累经验。     

《太平广记》异僧小说的“三重”叙事

《太平广记》异僧小说整体上代表了晋唐时期僧传文学的叙事成就,有着宗教性、史传性和审美性三位一体的叙事特征。其神异叙事善于融通佛教哲思和启悟佛性体认;史传叙事注重烘托神异观念和突出宗教真实;审美叙事重视刻画僧人形象和描绘宗教神奇。     

论唐传奇史传式文体特征

唐传奇虽说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但它在文体结构上却带有明显的史传文学的印迹。唐代浓厚的史学氛围与文人的史学意识是这种文体特征产生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唐传奇在形式上具有史传式的叙事模式,在创作方法上体现出史传文学虚实结合的特色。     

论班固史传文学的成就

班固创作了《汉书》,是杰出的史传文学作者。我国史传文学源于先秦历史著作。在汉代成熟也在汉代繁荣;尊重历史真实,将真、善寓于美之中,追求叙事写人的艺术效果是其创作特点。班固写《汉书》,创立了断代史传,塑造了汉代人物形象,开创了新文风。《汉书》写得成功的人物集中在武宣以后,小人如朱买臣、忠臣如苏武、奸佞如王莽、叛徒如李陵,等等,他们是史传文学的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形象     

苦心孤诣的编排与梳理——析《史记》中的历史传说

先秦两汉文学的诗歌、史传文学、诸予散文等各体文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传说。其中史传文学和历史传说的关联最为密切,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是以传说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而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传说也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史传文学作品中。《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在系统描述从黄帝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历史时,将许多先秦历史传说纳入其中。司马迁运用将政治谱系和血缘谱系相结合、按照不同部族各自的文化属性进行抄录和改写、把传说作为史实加以处理的不同方法,对这些历史传说进行取舍、整合及编排,并在其中体现出他对天子至高无上的儒家大一统观念的认同、明显的抑炎帝而扬黄帝的倾向、强烈的族类意识以及君权神授观念。     

中国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的初始探索--论中国早期言情片与好莱坞之影响及其电影史价值和意义

中国早期电影因为长时期游离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而被严厉批评,所以,追求现代意识和文学深度,也就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努力探索的方向。受好莱坞影响而兴起的早期言情片,正是中国电影在这一方面最初开始的艺术探索,具有重要的电影史价值和意义。在此借鉴和探索过程中,早期言情片透过哀情、爱情、艳情描写社会人生,注重人物的性格描写和情感表现,促使中国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逐渐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发生关联;而言情片强调“影戏之要素为美也”,使导演、表演和摄影注重影像画面的审美创造,又加强了早期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的艺术表现力。     

历史的建构:现象与逻辑的统一──评《中国古代曲学史》

中国古代曲学史不是单纯的戏曲学史,而是戏曲学和散曲学的交叉而又既合且分的演变史。《中国古代曲学史》将曲学置于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古代整个文艺学系统中加以审视,突破了一般文艺批评史的研究模式。     

试析《史记》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述了《史记》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和发展的影响。《史记》传记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对后代小说家影响深远;《史记》传记文学的艺术手段对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史记》记传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审美构成与艺术贡献

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审美构成源自于文学经典审美构成的四个要素,即审美性、时代性、典范性和永恒性,以之审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性及艺术贡献将使我们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地位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论钱玄同的“白话体文学说”

钱玄同采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诸家之长,倡言“白话体文学说”,并以“古今一体,言文合一”立论,主张“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为白话文学提供了科学和历史的根据。此说推动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摧毁了古文偶像,宣告桐城文派为谬种,选学文派为妖孽;并以此为起点,“白话体文学说”开始付诸实践。     

吴宓《外国文学史讲义》叙录

吴宓于原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中国语文系为1959—1960级学生讲授外国文学课时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讲义》幸存，并即将面世。该讲义论述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讨西方文学史现象，学术的时代特色十分突出，为外国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论我国文学形态与观念的历史嬗变

不同文学观念的形成,不仅基于人们对文学形态的认识,还与人类对世界万物的认识息息相关。文章分析了我国文学形态与观念的历史演化过程,阐述了20世纪我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性质到形态,从生产到消费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而揭示出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使我国文学终于从古典走向了现代,完成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划时代的历史转换。     

"垃圾"还是经典:也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问题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经典的建构除了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有关之外,还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可阐释空间的大小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即文学经典具有相对稳定的标准。中国当代文学符合标准的作品尽管不多,但已经有些作品比较优秀。21世纪,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将走进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主要指的是以文学经典作为时代核心影响力的时代也许将成为过去,但文学经典作品无疑仍然会产生。     

实事求是走向通融——从《秦汉文学论丛》说到刘跃进先生的学术贡献

从<秦汉文学论丛>的阅读感受谈起,系统地分析了刘跃进先生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刘先生的研究富于学术个性和创新精神,他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注重对具体问题的整体观照,视野开阔,历史意识强烈,分析问题往往切中肯綮,从关键处深入开掘.在文学研究理念方面,他提出了"三重境界"、"两个跳出"理论,并以"实证立学,走向通融"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的中古文学研究,始终基于一个宏大的研究构想,有着独具匠心的研究体系.     

迦达默尔与钱钟书解释学思想比较研究

钱氏诠释著作中表现出单边、双边 (多边 )及理象式诠释原则以及中国古典文献的解释方法。从诠释学思想层面上看 ,迦达默尔与钱钟书在阐释循环、语境的利用及诠释的实践性问题上存在差异。     

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之辩——评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

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非常具有历史的戏剧性。文言复古派攻击欧化的白话文深奥难解、异化青年;大众语的提倡者采取迂回的战术,指责白话文不够白,借此化解文言复古势头,进而推进大众语建设;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维护者则在白话、文言、大众语三者之间来回求证。在论争中,如何对待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问题是分歧的焦点所在。论争已超越了简单的新与旧、精英与大众、启蒙与救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分野,反映了自五四以来社会与文学领域所积累的症结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