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嬗变大势的初步确立者——曹植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和以《庄子》、《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中国诗歌长河的大势流变为"二源"合"一流"。曹植诗櫽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这"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左传》原本”发覆

"《左传》原本"这一说法最初是由顾颉刚先生明确提出来的,是指《左传》最初的成书形态。通过对《汉书.刘歆传》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可以发现,"《左传》原本"并非刘歆"引传文以解经"之前的"《左氏春秋》",而实为"《孔子史记》",它构成了先秦《左氏春秋》及此后各种传本的骨干。虽然《左传》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屡有增改或分合,但其核心即"《孔子史记》"的内容却基本未变。弄清"《左传》原本"即"《孔子史记》"或"《孔春秋》"这一事实,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左传》的性质。     

中国人的四面镜子

正最近几十年,中国人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并称为"四大名著"。中国古代小说能称得上名著的何止这四部?《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孽海花》……哪个不算?区别就在这     

东汉以前“倭”涵义变迁略考——试析《山海经》《论衡》《汉书》对“倭”的不同理解

《山海经》《论衡》《汉书》是最早记载"倭"的古籍,这三部古籍对"倭"的记载虽然简略,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因此这三部古籍也作为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通过对这三部基本文献中的"倭"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萧统编纂《文选》的录文"底线"是无"有伤风教",而于集陶渊明作品则强调"讽谏",即其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采用的是不同之价值取向。《文选》录诗文的取向与其序文所说合,而这二者与《陶渊明集序》间存在的差异同,故考察本研究的相关问题,需合观这三者。刘孝绰有"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说,《文选》则录这两家之赋,即例以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者说,更是"自相矛盾"。清水先生的"这是太子未亲自参加实际撰录的一个证据"说,实际上乃缘其一再之疏忽所致,不能成立。     

今本《中庸》与《五行》都是子思一人所作吗?——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基于今本《中庸》一部分内容与《五行》的思想一致,断定今本《中庸》与《五行》都是子思一人的作品.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今本《中庸》的"自明诚"与《五行》的"行"有着明显的不同,今本《中庸》的"自明诚"是由外在的道德行为激发内在的诚,已达内在主体自觉,而《五行》的"行"尚停留在外在道德行为,缺乏内在主体自觉.今本《中庸》与《五行》的这一差异,说明今本《中庸》与《五行》的思想是不同的,二者并非出自同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边寿民《芦雁图》意象母题研究

边寿民《芦雁图》意象母题来源于张直躬的"芦雁图"和苏轼题张直躬"芦雁图"的诗,边寿民一枚"无人态"闲章便是出自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中的"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这是分析边寿民《芦雁图》意象母题的依据,也是边寿民"无人态"意象母题的表达。边寿民《芦雁图》意象母题不同于"移民"画家朱耷"鱼鸟图"的有人态的意象母题。边寿民《芦雁图》和《芦雁诗》的整体意象母体,属于"无我之境"的意象主题,这也是中国人文绘画艺术的基本追求。     

《论语》中“乎”与“与”用法分析

根据传统的说法,三十六字母中的喻母,一直到《切韵》时代都分为两类,喻母三等归匣母,喻母四等归定母(有人认为喻母四等与定母相近但并不归定)。近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古以母读同晓匣母,并非后来有的方言现象"这一论点,并以《论语》、《诗经》等文献中"乎"与"与"作疑问语气词时语法意义相通这一语言现象"作为古以母读同晓匣母"的一个证据。本文针对这一观点,对《论语》中"乎"与"与"的用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论语》中"乎"与"与"作疑问语气词时语法意义相通这一语言现象不能成为"古以母读同晓匣母"的一个证据。     

方以智《药地炮庄》对庄子“逍遥”义的辨析

"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重要部分,历代注家和研究庄学者都对其有所阐释。方以智及其作品《药地炮庄》可以说是诸多解庄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一种,这一点在《逍遥游》中尤其凸显。方以智对《逍遥游》的解读,以《易》《庸》为媒介,通过本体、体用与工夫的架构,将庄子的"逍遥"义贯穿为一个有始有终的整体,这在有别于历代解庄者的同时,也使得《庄子》的义理指向和方以智自身的学术特色得以展现出来,而这同样也是促使《药地炮庄》之"逍遥"义如此呈现的原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巴黎笔记》关系新探

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巴黎笔记》的关系,以MEGA1为代表的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巴黎笔记》中"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写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以MEGA2为代表的当代主流观点则认为这两个摘要都晚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两个摘要处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二手稿之间。事实的真相是,"李嘉图摘要"的写作时间处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第一、二手稿之间,而"穆勒摘要"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     

逍遥与齐物的辩证

《逍遥游》的小大之辨有"警钟"与"立境"的双重定位,并由此引发出"破物"与"证境"的双重任务。《齐物论》紧随《逍遥游》而出场的优先性地位,就体现在其小大之辩正是明确承接着这双重任务而来。由此,对贯穿于《逍遥游》《齐物论》的小大之辩这一中心线索进行分析,既可在形式结构上合法地对接二者,亦可在义理脉络上有效地提升二者之间的交互解释力。     

对新世纪以来《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研究历程后,世纪之初《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然而对《总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结和反思,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总目学"尚未形成。《总目》研究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偶然性的特点,这几方面都严重阻碍了《总目》研究的深化。《总目》以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总目》研究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专人"、"专才",即并无经学家专治"总目经学",史学家专治"总目史学",戏曲学家专治"总目戏曲"。《总目》研究尚未达到"精"、"专"、"高"的层次。未来《总目》研究方向如何,怎样让《总目》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学者需从哪些方面努力,作何种规划,这也是当下亟需思考的问题。     

“褱”形义考

从"各"字说起,通过对比《尔雅》《释名》《方言》《说文解字》的相关说解,并辅以甲金文字材料,对"褱"之形义进行分析说明,并结合传世文献充分考察"懷"的"归至"义。"懷"表"归、至"绝非无中生有,这与其构件有着密切的关联。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论屈辞的模式以及楚辞的式微

楚辞自屈原陡然崛起,又在其身后很快走向式微。屈宋时代看不出显著的发展历程,汉代的发展更不景气。如此特殊的文学现象,与屈辞模式化相关。《离骚》呈现"问对"与"追求"模式以及六大"比兴"模式,《湘君》《湘夫人》《山鬼》《天问》亦存在相同的模式。《卜居》《渔父》《远游》《招魂》《大招》等也亦滋生于这几种模式之中。至于汉人所作楚辞,更多属"无病呻吟"。模式的再生力有限,特别是在叙事性的抒情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孟子“《春秋》学”考论

先秦时期是"《春秋》学"形成、发展及分化的重要阶段,孟子"《春秋》学"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它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提出孔子"作《春秋》"说,这一说法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社会动因及历史效果,开启孔子素王观念;二是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从文化层面揭示《春秋》的内容及笔法,突出《春秋》的王道精神;三是提出"事"、"文"、"义"观念,肯定"原生态历史"的存在,认为这种历史是能够认识和表述的,但是,史家在力求客观书写历史即求真之外,还应该追求"善"的目标。也就是说,史家在撰写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应该体现自身的社会良知,发扬褒善贬恶的批判功能。整体上看,孟子"《春秋》学"表现为经、史观念融合的诠释进路,亦即包含对《春秋》的经学阐释和编纂伦理的认识与观念,这不但对《春秋》的"经典化"及"《春秋》学"的建构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深刻影响古典历史编纂学的形成。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提出与确立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从《莱茵报》时期到《德法年鉴》时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环节。"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马克思这一时期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和确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确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批判,《德法年鉴》时期的哲学升华。厘清这一历程,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