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及其经济效应

本文对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反思。首次提出研究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三次浪潮,发现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FDI技术转移产生和实现的重要因素,同时我国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趋势基本一致,FDI带来的就业创造、挤出效应导致我国就业量的变动,并且FDI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从互补作用逐渐转变为替代作用,由此得出FDI与我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协同关系。进而在协同关系之上讨论了FDI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促进论和不确定论,对区域经济差距带来的扩大论和不确定论。反思现有研究成果指出从高、低技术含量FDI和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入手来探索它们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机理,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提出我国要通过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消除低技术含量FDI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替代,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区域长期增长的政策建议。 更多还原     

我国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支出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研究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支出的相关关系,有助于我们解决经济增长及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文章第一部分通过对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支出之间两两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增长与不平等相关关系不显著,但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增长与不平等具有相关性,而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增长与不平等并无相关性。尽管公共支出对增长有正效应,但公共支出不能使不平等收敛,反而增加了不平等。基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文章第二部分提出了改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政策建议,进而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工作的重点应从重视效率转向社会公平、改善公共教育支出结构、加强低收入群的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失业救济等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建议。     

我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我国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理论研究存在分歧。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生产函数法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和协整分析,结果认为我国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产出弹性小于私人投资的产出弹性,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私人投资。     

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利用斜率关联模型求解的一种新方法

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存在着负相关、正相关和不相关三种观点;利用斜率关联模型,以中国1996-2003年为样本区间,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不仅与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及其经济增长的趋势实际完全吻合,而且说明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     

居民消费升级助力经济增长的效果分析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运用比较法、案例法等方式,分析多个省份居民消费数据与经济增长数据,在区域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建立关联。结果表明：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且居民消费升级主要在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两个方向,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干预作用。因此,为了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投资结构及产业结构,实现居民消费的持续升级。     

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在目前外部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的情况下,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已成为中国面临的重要政策举措。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灰色关联理论比较了居民消费、投资、进出口三者之间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小;使用1953-2008年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根据相关结论,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平衡收入差距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传导路径解析

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双重性:其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公共支出提供适度、高效的公共服务,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等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要素的积累.而其负效应也显著地存在于经济系统之中,比如,公共支出的融资负效应就表现为行政收费过多.同时,公共支出政策的偏好,也会具有联带或波及效应,可能会引导一部分社会资源离于生产领域,从而弱化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除了适当的政府公共支出问题政策外,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高效率的政府支出结构.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支出总量和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产出弹性最高的分别为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科研支出,其次是政府关于文教卫生方面的支出,而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全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已经超出最优水平,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则尚未达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最优水平,还有上升的空间.     

就业优先目标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不利背景下,为了实现我国的保就业促增长的经济目标,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安排上.必须将就业放在首要位置,凸显财政政策在整个经济调控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而在财政政策体系中,又应以公共投资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支出政策为主导,并注重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和就业弹性下降问题,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杠杆率、金融波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区域结构视角的企业杠杆率研究

选取2010~2015年全国30个省级区域的企业部门杠杆率作为样本,使用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SDM)和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杠杆率的空间结构及区域间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企业杠杆水平存在空间相关和异质性,但区域间杠杆变化的联动机制和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具体而言,本区域的经济增长对本区域杠杆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区域的杠杆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金融波动的作用则恰好相反。基于此,通过添加经济增长和金融波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人口增长、CPI等宏微观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考察不同区域的企业高杠杆形成机制的相异性。最后,据此提出重视区域和行业差异、完善产业链去杠杆联动和构建区域企业去杠杆长效机制的政策建议。     

中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结构及政府教育投入

本文将物质资本分为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两部分,并将其与人力资本一起引入到一个AK类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关系,而与公共资本具有替代关系。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点。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力度,适当减少公共资本投入,提高私人资本的经济份额及其产出效率,以解决我国现阶段私人投资粗放增长、效率低下的问题。     

“全面二孩”政策对东北地区经济影响的分析

人口增速、规模、结构和质量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人口政策的调整必然影响经济发展。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对遏制东北地区人口过快增长,缓解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实施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的人口释放程度,改善劳动力结构,进而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     

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在世代交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模拟验证其相互关系,得到了以下结论:(1)随着死亡率下降,家庭将降低生育子女数量,并增加对每个生育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2)随着死亡率下降,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人力资本增长率上升,经济增长率不确定。利用我国实际参数进行的数值模拟显示,在当前条件下,随着死亡率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3)劳动力增长率增加抑制经济增长率上升,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起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与机制识别——基于中国“机器换人”的实证检验

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框架，本文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效果及劳动力市场传导机制，并结合2012—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盟的工业机器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有效促进了我国东部、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其中在劳动力稀缺且资本要素较丰裕的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人工智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生产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使地区向“创新驱动、内需拉动”转型；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促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向生活性服务业转移，但并未实现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同步提升；在东北地区，人工智能改善地区劳动生产率，但就业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且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引发工资水平下降问题，抑制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由此，各地区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在人工智能领域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实现不同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合理分工与深度协作，共同打造国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国就业景气指数及其公共政策研究

针对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能全面真实反映我国社会就业的状况,采用就业景气指数不仅能够较客观真实地反映就业现状及其趋势,而且能够较好地反映宏观经济状况,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就业结构与就业质量和公共就业政策实施效果,对劳动力流动方向和保持就业稳定性产生引导作用。本研究构建包含六大模块、27个指标的就业景气指标体系,并运用广东省经验数据验证了就业景气指数的真实程度及其政策涵义。针对不同的就业景气状况,公共就业服务政策应有不同的作用空间和侧重点以提高公共服务效能。     

人力资本、资本存量与区域差异——基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加速作用.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因素对于解释区域差距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呈现出日渐扩大的趋势,通过实证检验,从要素贡献率来看,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高于西部地区;而无差别的劳动力投入对东部地区的贡献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但是,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区,这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规模较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制约我国西部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为了减小中西部经济增长的差异,应该采取对西部新的投资理念,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深度开发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等一系列新的政策,营造一个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尽快消除东西部经济增长差距.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和现实中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产权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忽视产权到研究物质产权,从分析劳动力产权再到重视人力资本产权,从古典的单一主体到近代的合伙制再到现代的公司制度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在以经济增长为根本动力的条件下,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制度中的作用不断得到确认和提升,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我国目前对人力资本产权的内涵与特征认识、界定与实现的研究和实践还停留在初探阶段,应充分注重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难点问题。     

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绩效的时空差异研究

本文选取资本( K)、劳动力( L)、外商直接投资( FDI)作为投入变量,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GDP )作为产出变量,采用面板回归和 DEA 分析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绩效。结果表明, 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呈正向相关,弹性系数明显小于资本与劳动力。我国的经济系统中,纯技术效率小于规模效率,总体技术效率不高。近年来FDI利用率越来越高,东中西部地区FDI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FDI、资本、劳动力的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我国劳动力研究的若干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劳动力.然而近十年来,在农村劳动力继续大量进入城市的同时,民工荒开始成为城市的常见现象;在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同时,就业难仍然是城市的常见现象.对于这些现象,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所作的解析存在很大差异,他们因此而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存在重大差别.我国制定更加科学的劳动力政策和人口政策,需要从更加科学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加合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