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缺效的伦理学释解——兼论伦理学的对象与使命

道德教育是伦理学的实践载体,伦理学是道德教育的理论依据。道德教育最终能否为人们所接受,关键在于其是否建基在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即能否发挥不同伦理学理论攻关的合力。伦理学的对象与使命是辨识与通达不同伦理学主张的首要问题,也是考察与分析道德教育缺效的学理致因。合适定位伦理学不同理论在道德教育中的应有角色,是提升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可能理路。     

论发展伦理学——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支点

发展伦理学是在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解决这些危机为目的的新伦理学。它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支点。发展伦理学的伦理对象是当代社会发展新出现的各种伦理问题 ,它的基本问题是“能”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发展伦理学仍然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伦理学 ,但它的理论基础不是传统的人道主义 ,而是一种新人道主义     

论循环经济伦理学的概念系统与研究对象

本文对循环经济伦理学概念系统的价值理念与框架进行了简要论述;并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循环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一是循环经济存在的道德合理性,二是循环经济的伦理学性质,三是循环经济伦理的基本内涵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的内在一致性与共同追求——社会公正与和谐;且阐明了循环经济伦理的发展趋势。     

人的概念与普遍伦理

伦理学肩负一种人学使命 ,它以人的概念或人类统一性概念为最终根据 ,力图阐明一种完美的生活目的。伦理普遍性的寻求与人的自我认识的难题联结在一起。只有从人的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时代性内蕴着眼 ,才能清醒地辨识“普遍伦理”问题的真实意蕴。我们时代人的自我认识和普遍伦理追求取决于如何反省启蒙道德的遗产。当代伦理学必须从一种“超越启蒙心态”的意义上回到伦理学的人学使命。寻求普遍伦理就是要用平等对话、相互包容的道德印证取代自我独白、自以为是的道德证明。寻求普遍伦理是在“全球共同体”的“底线”上寻求为人 (类 )之“道”。这是 2 1世纪伦理学必须担负的“人学”使命     

百年伦理学研究回溯

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创世纪 ,拥有五千年悠久伦理文明的中国 ,直到20世纪才真正拥有了学科化和系统化的伦理科学。20世纪中国伦理学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从1900年至新文化运动为形成阶段 ,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为第三阶段 ,此后为第四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1)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体系 ,(2)道德的本质和类型 ,(3)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体系 ,(4)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及其道德建设等问题。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百年发展的历程 ,给予我们许多历史的启示 ,其中最深刻的启示有三 :一是开放的时代需要也离不开伦理学 ,二是应当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 ,三是伦理学必需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 ,为现实的道德建设服务。     

应用伦理学的建构与解构

应用伦理学兴起的内在原由是:传统伦理学的发展不能适应科技时代的变革和新兴技术渐次拓展的要求,应用性的技术学科需要与自身发展具有密切相关性的伦理尺度和道德支持,这本身就足以表明应用伦理学的开创性意义。但在另一个向度上,应用伦理学的盲目细分又加剧了应用伦理学自身与统一性、完整性、“公度性”的分离,伦理尺度在应用性的泛滥中又有被自身异化和消解的可能性。所以必须在应用伦理学和伦理学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和紧密的衔接,在应用伦理学家和伦理学家之间寻求共同的使命:无论科学和技术如何发展,总要把人还原为道德的人,把应用科学还原为具有统一的伦理尺度的“人学”。     

善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追求

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的一般意义上,善与恶相对立,是伦理评价体系的最一般的范畴。“所谓价值判断是指对事物善或恶的判断”“肯定的价值的承担者,就是善。如果涉及的是否定的价值,那我们就称之为恶”。在日常生活中,对行为、观念的善恶评价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而这种评价又直接关系到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所以,“明善”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道德哲学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正如元伦理学创始人摩尔所言:“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善的?和什么是恶的?并且我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叫做伦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无论如何必须包括它”。     

当代美国经济伦理学的演变与发展

美国经济伦理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发展,分为三条路径:作为"商业中的伦理学"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它更多地涉及对个体道德在宗教学意义上的德性要求,并对人们在商业活动中不道德行为起到规约作用;作为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围绕社会责任问题展开,70年代逐渐形成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并朝制度化与组织化方向发展;作为一项运动的经济伦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要涉及公司内在结构的发展,旨在帮助公司及其雇员产生合乎伦理的行为,并避免产生不道德行为的种种诱因.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向

明清之际有三种人性论——以李贽、顾炎武为代表的基于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人必有私”论,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继善成性”、“习与性成”与“性日生日成”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论,以颜元、戴震等为代表的“气质之性一元”论。这三种人性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新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伦理原则必须奠基在人的感性生活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符合人性的伦理的规范与引导,人性的完满与光辉才能展示出来。     

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

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具备伦理学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方面,正如伦理学的使命不是提出道德要求,而是为道德要求提供道德理由一样,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也不在于提出"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而在于为该要求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生态伦理学为完成该使命而形成的两种基本论证方案:前者以"等差式的伦理关联"为理由,而后者以"一致性的伦理关联"为依据.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根本局限,即,纵然提供了很好的道德理由或依据,也不能担保人们在实践上必然遵循道德要求.因此,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必须突破伦理学层面,而去挖掘那些阻扰人们保护生态的政治症结.     

马克思感性的人学对环境伦理学本体论的超越

当代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困境在于:在人学问题上的误区;自然价值论的证明;“自然主义谬误”的羁绊.马克思感性的人学是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人”和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人”的扬弃与超越.马克思感性的人学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出发点,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入手,为环境伦理学摆脱本体论困境寻求一条可能的出路,进而从理论预设走向环境保护.     

道德研究的新领域:从规范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元伦理学是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未加证明的前提和假设的理性反思活动。没有对这些前提和假设的讨论和证明,规范伦理学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和证明是不充分的,并有可能犯“论点预设不当”的错误。这些前提和假设包括:道德判断是否表达可以有真假的信念?究竟有无道德事实?道德知识如何可能?道德动机如何可能?道德辩护如何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探索,最终会导致对实践理性的考察和反思,反过来会极大推动道德问题以及和行动相关的其他学科,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决策学等的研究。因此,如果人们想更深入地探讨规范伦理学的问题以及道德问题,就必须考察规范伦理学所预设的前提和假设,开拓新的道德研究领域,从规范伦理学走向元伦理学。     

"伦理就是道德"质疑——关涉伦理学对象的一个学理性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界是依照"伦理就是道德"的认知范式理解和把握伦理学的对象的,这实则是一种误解.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要区别的基本概念.伦理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两者之间,伦理是本,道德是末,伦理是体,道德是用,道德因建构和维护一定的伦理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形式,因此"伦理就是道德"的流行看法是不正确的.伦理学应当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社会道德建设和人的道德修身都应当以构建与当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伦理关系为宗旨和目标.     

科学与伦理学关系视阈中的儒家"亲情本位"思想--兼论"普遍伦理"研究的两种思路

关于儒家“亲情本位”思想的不同看法,表现着对“普遍伦理”的诉求以及走向普遍伦理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体现了现代伦理学“自然性”与“社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的关系,而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反映着这个科学时代伦理学的特征与处境,以及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本文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入手,阐释了“和而不同”是伦理学与经济学融合的前提;伦理学中体现经济学思想、经济学中反映伦理学内涵是伦理学与经济学融合的中介;伦理经济学作为伦理学与经济学融合的产物,其价值就在于改善经济决策的伦理质量。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不应偏爱于纯粹的数学模型或中性的分析工具,而应把伦理学方法“皈依”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去解决当前信用缺乏、价值判断缺位等实际问题,为经济政策的选择提供伦理指导,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重建经济学的伦理之维——阿马蒂亚·森的启示

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是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随着经济学日益技术化、公理化和科学化,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逐步丧失了道德伦理视野。然而,经济学要对现实问题真正作出思考和解释,依然不得不深入经济学公式背后的伦理问题。在经济学日益疏远伦理学的思潮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却掀起了一场复兴经济学与伦理学联盟、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革命”。他强调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双向性,主张在重新宽泛理解经济学的基础上,“恢复”经济学内在拥有的“人的层面”和“社会层面”。     

“经济伦理”论辩——关涉经济伦理学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思考

“经济伦理”是经济伦理学的对象和核心范畴,是这门新兴学科的立论前提和逻辑基础,因此科学把握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为此,需要在学理上区分“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的界限,在“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意义上厘清“经济伦理”的实质内涵.在此基础上,从三个不同的向度建构“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之间的逻辑关系.     

列维纳斯:越向自由与伦理的美学

现象学显然是列维纳斯哲学的真正起点,但他最终越出了现象学与存在论,并且确立了一种自由的“伦理学”.当然,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并不是要建立一种道德规则或伦理规范.毋宁说这一“伦理”指的是关切他者、关心自由的形而上学伦理.在一定意义上,列维纳斯的哲学是一种“自由”哲学.列维纳斯说,胡塞尔的“意向性”本身就是意识自由的实现.但正是从这里发现列维纳斯了问题,他认为他人会质疑我的自由,我对他人负有责任.由此,列维纳斯渐次展开了他的伦理形而上学;从而也开始了他的伦理性自由哲学之思.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一种以审美方式看待世界的行为;或者说,它就是列维纳斯的美学.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

刘师培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伦理学家,他借鉴西方伦理学说,整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伦理学基本问题及个人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一系列范畴,形成了以西方伦理学观念和方法整理评断中国传统伦理学说、吸收西方伦理学原理来完善中国伦理学、以传统的体用方法和现代的知先行后来代替社会有机体论等学术特点,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作了宝贵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