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实践模式与治理机制

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面临着担保难、抵押难、风险大等困境。在重新审视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制度变迁历程基础上构造一个实施主体-实现机制-经济绩效考察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对内嵌于政府主导型、金融机构主导型和农民自主型三种不同的现实探索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制度的创新与实施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动力,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透视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其主体应该是农民和金融机构,而政府应当发挥辅助作用,尤其在市场发育完善的地区更应当充分发挥农民和金融机构在博弈中的作用,政府只作为"守夜人"负责规范和监督各方主体的行为,这样能产生更大的经济绩效。未来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强化方向应是如此。     

新型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探讨

政府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是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规范;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须由政府进行组织和管理.在医保筹资方面,政府增加对农民的卫生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平性;但在对农民个人进行筹资时政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失公平.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过程中,务必要建立独立的部门管理,尤其是对资金的管理.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最完善的模式是"家庭合同保健+大病统筹"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三者的结合.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与三农制度变迁

转型时期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地方政府道德风险是造成农民制度性贫困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难题必须重视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问题.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全国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激励相容.现实的对策是采取有力措施壮大农民工的力量,改革传统的"三农"制度供给模式,扩大农民的消费者主权.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制化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直接关系中国几亿农民的健康和利益,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确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法制化的概念,认清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的政府责任越位、政策变动频繁、筹资机制不畅、体制改革滞后等四个方面的缺陷,有助于对该制度进行综合分析评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制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政府责任规制、法律监督和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等方面为这项制度的法制化实现路径作出若干设想,具有现实意义。     

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建设为中心

改善农村金融和给予农民特别支持,是政府能够确保农民因信贷而进一步依赖和支持政府,而且也是"获得农民长期支持的一种有效手段".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为其统治赢得更多合法性和扭转城乡之间资金的非对称性流动,实施了农村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发展中的"拓荒成本"和外部性.但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同时也造成了合作金融制度的"异化".所以,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作为不仅体现在要提高"供给引导型"制度变迁的效率,而且还要发挥"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优势;更要注重做好激活、改善农民社会资本的存量,培育和创造农民社会增量,拓展他们发展机会和行动能力.避免跌入所谓的"制度供给陷阱".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的理性思考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的主要载体,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托。组织治理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治理上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弥补缺位的问题,在组织治理的路径上,应贯彻对内公平与对外效率的新理念,同时发挥政府服务作用和市场激励作用,治理外部环境优化与内部组织制度创新同步进行,创建利益联结与关系产权协调等机制。     

21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展望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问题.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有其缺陷,原因是:人多地少是长期存在的一个主要矛盾;土地的产权界定模糊,缺乏法律保障;土地流转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土地承担双重的功能.文章指出新一轮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坚持的原则: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其基本对策是: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土地的产权;尽快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权机制;严格保护耕地,建立在政府行政占用耕地中对农民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逐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能够和自愿流转土地;实行科技兴农战略,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     

论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除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之外,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仍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农村人力资源的培训,就业信息、用工信息、市场信息以及政策信息的提供都需要政府做必要的工作,同时,以新型的管理理念和态度对待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与发展,以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农民"租赁公司"的健康成长,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偏离”假设视角下中国政府的体制机制创新——兼论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

政府创新是政府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相较于从制度变迁理论的新旧体制转换视角对政府创新做出的经典解释,政府过程理论的“偏离”假设,为从政府在现实与法理的“摆动”中寻求体制机制创新的解释提供可能,丰富了其存在的理论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现实政府往往在适度、过度以及多重“偏离”所形成的合力中实现发展。但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法律和现存制度并不具有使那种正向“偏离”合法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想将其——至少是高效地将其纳入现有的法律和制度,需要进行有目的性的政府干预。而体制机制创新正是最为典型的干预手段之一。中国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路径,能够典型地反映清单制度作为体制机制创新对“偏离”现象发挥的关键作用,揭示其功能实现的基本逻辑。这对于政府创新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伦理向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焦虑,是一个受到政府关切、社会关心以及学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之于"城里人"后致性社会身份的谋求及建构,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主体性认知,也在于社会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中的主体间性共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政府责任与协调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属于准公共产品,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应明确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职能.政府的宏观导向与协调,是培养大量有一技之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保障.对于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市场,政府既要提供制度激励,又要进行制度约束.我国应形成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政府制定政策,统筹规划,协调办学资源,形成以市场为导向、充满活力的职业培训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包括职业的发展,也包括能力发展和心理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发展过程。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面临着观念、能力、制度、身份、文化等多方面的障碍,为此,要积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自我发展机制、政府推进机制、市场推动机制、社会支持机制、城乡互动机制和城市发展机制。     

“农民创新”话语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意义

农民创新作为一种社会创新,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化农村发展转型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通过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追溯"农民创新"话语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现代科技的强大优势、农民创新隐性的发展特点、以及现有的制度体系等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知识系统及其实践行动意义和价值被忽视和低估,但是其话语变迁的结果,愈发凸显了农民创新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现实意义。各级政府应该为农民创新提供和创造一种能动的空间,为其创新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论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担负着重要责任。科学界定政府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机制和路径,对于中国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机制差异决定了其实现路径的不同,其中预算、税收和转移支付构成其主要的制度支撑。同时,应正视政府干预分配关系的边界和限度,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责任政府:行政问责从学术、立法到机制的逻辑

当今,"责任政府"既是重要的理论主题,也是政府改革追求的主要模式.责任政府的落定需要遵循从"学术"到"立法"再到"机制"的发展逻辑.在学术层面上,它体现为:教授与学者研究的理论表达;专著与论文所隐含的价值规范;话语与命题对制度建设的引导.在立法层面上,立法规范是当今中国行政问责的必然进路之一;同时,基于中国行政问责立法的现状,确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思路也是合理的.在机制层面上,在遵循行政问责机制建构"一般理路"与"宏观路径"的基础上,要重视机制建构的"三个结合".     

刍议农村人本政治的缺失——基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农村农民问题,长期都是困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表明我国农村利益冲突严峻,其根源在于基层政治体制存在缺陷,保障农民利益的机制缺位。在传统利益格局已经打破的乡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基层政府失政于民、执行人本政治的主体缺失,非政府组织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路径缺失,农民主体性参与政治的意识缺失。为此,基层政府必须加强基层工作机制建设、农民利益诉求机制建设以及提升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教育机制建设,促使农村以人为本政治环境的形成。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政府绩效评估以其倡导的"顾客至上"、"公众本位"等理念,在现代公共管理领域承载着改进公共责任机制的功能,是一种新型的政府责任机制。在我国,由于政府绩效评估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指标、程序和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削弱了其问责功能。当前,可以从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健全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制度来建设良好的问责文化、促进问责主体明确化、问责内容具体化、问责程序无隙化、问责制度化、问责信息化,从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完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