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研究

社区矫正在国外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很多国家已有此方面的立法,比如美国、德国;但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2002起年仅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了社区矫正的试点。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对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乃至刑罚制度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     

试论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的重构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制定时间较短,制度设计上重刑主义色彩浓厚,背离了外部性的相互性原理,实践上存在着刑罚本身因素和刑罚超过因素导致的执行难现象,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基于学理性的分析和对外法的借鉴,建立单位犯罪刑罚准备金制度、强制性的内部干预处罚制度、区分性刑罚制度,是解决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困境,实现刑罚善治之良策。     

终身监禁:从宽制度抑或从严制度

终身监禁制度是附属于死缓的刑罚措施,认为终身监禁制度的确立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得以从宽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终身监禁型死缓的刑罚强度比死刑立即执行轻,比普通死缓重。终身监禁制度是一种针对贪污受贿犯罪新增的死刑措施,而不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终身监禁制度是基于弥补贪污受贿犯罪刑罚力度上的空当而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的确立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变得更加严厉。     

刑罚政策合理性之研究

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判断一切事物的基本依据。作为国家刑罚权的运用策略,刑罚政策的合理性既包括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也包括形式合理性。刑罚政策的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刑罚观念的转变与刑罚制度的改革;其形式合理性则表现在刑罚政策过程即刑罚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的科学性。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探析

社区矫正是发端于西方、近年来被引进到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和罪犯处遇模式。本书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选择社区矫正这一具有较高理论与实践价值、同时学界整体研究还很薄弱的问题作为选题，展开对社区矫正的理论诠释和实践求证，以期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深入推进建言献策。     

社区矫正之刑罚目的论探析

刑罚目的理论的研究是刑罚理论研究中意义深远而又长期争论的学术问题。它具体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刑罚、司法机关适用刑罚、行刑机关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自然也受到刑罚目的的制约和影响,它反映了刑罚的报应目的,也是实现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突显了其对社会法益最大限度的保护。在实践中应围绕刑罚之目的来逐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论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

死缓制度是基于功利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死刑的转处制度,即：附条件的以其他刑罚代替原判刑罚的制度。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量变质变规律、德治刑法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死缓的适用范围,就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阻却条件,因此应在立法中为其规定一个指导模式。     

论我国刑罚体系的调整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意识的增强和刑罚人道性的认同,世界各国刑罚结构趋轻化的改革已成为主流。而我国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主导地位的重刑结构受到学界质疑,当代我国刑罚制度改革已具有政策根据和哲学基础。当今中国的刑罚制度需要在近年来已有进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改革和完善。在刑种和刑罚体系方面,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完善或充实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并对刑罚体系和结构作整体调整;在刑罚裁量制度方面,应当将量刑原则明确化,量刑标准具体化,在行刑制度方面,应当确立开放性行刑的理念,并建立、健全社区矫正等传统刑罚的替代措施。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社区矫正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尊重人权的司法文明理念,是非监禁化的刑罚执行方式。刑罚执行从消极的监禁矫正逐渐演进到积极的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正本身功能作用的必然结果。我国的社区矫正存在着适用范围过窄、地区标准差异较大、主体职能划分不合理、缺乏专业社区矫正队伍以及社区发育程度较低等问题。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对于逐步推进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尤为必要。     

论非监禁刑执行监督体制的完善

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世界行刑社会化的大趋势下,我国非监禁刑罚的适用比例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非监禁刑执行监督工作也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对非监禁刑执行监督缺乏足够关注,对非监禁刑执行监督的理论研究欠缺,以致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以期完善我国非监禁刑执行监督体制。     

论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

死刑刑罚具有不可逆转性,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是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是刑事国际司法准则、平等原则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指定辩护中有效辩护保障机制的阙如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需从实行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律师资格认定制、设置辩护质量的底线标准、确立程序救济渠道等方面加以着手。     

量刑建议制度：比较法视野内的考察

众所周知,案件事实一旦发生便不可重现。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及调查手段的限制,最终能进行刑事程序并据以定案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不可避免地存在出入,且关于被告人品格等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又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确保量刑的公正,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无疑是方式之一。但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和刑事司法理念的不同,量刑建议制度在各国所具有的功能、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因此,对这些差异、共性进行分析,将会大大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     

死缓执行变更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刑法 ,均对死缓执行变更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但究其规定 ,尚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为此 ,针对死缓执行变更为死刑的条件、死缓执行变更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条件、刑期计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思考——兼评高校学术期刊发展研究状况

目前高校学术期刊发展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需从顶层设计、长远规划等全局、整体和战略高度进一步深化研究,以推动高校学术期刊发展。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以下问题:期刊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期刊质量的提升;期刊经营模式的专业化、集约化、数字化转型;期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扩大研究视野,注重典型分析和实地调研,要突破对国外学术期刊经验的简单介绍或照搬,分析中国期刊生态环境并与实际相结合,从而推动高校学术期刊发展。     

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之管见

渔业可持续发展是水域生态环境、渔业经济、渔村社会协调发展的渔业发展理论和战略,其理念可以追溯到传统的渔业管理理论。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在理论问题、指标体系和战略实施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研究缺乏力度和持续度,学术深度和广度均不够。先行研究以宏观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概念研究和文献研究居多,而微观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评价研究和调查研究相对较少且薄弱。后续研究应关注概念本质属性、评价指标体系、战略方策创新、研究领域拓展、实证调查研究和前沿研究课题。     

我国死刑政策落实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法制观念等条件 ,所以我国一贯实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但是这一刑事政策在落实过程中 ,由于封建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价值观以及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治安状况的影响 ,在实体控制和程序保障方面都出现了种种问题 ,除了在死刑适用对象限制方面值得肯定外 ,不论是死刑适用条件、死刑实际执行制度 ,还是死刑程序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体现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 ,使得我国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甚至还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背离。     

刑事和解制度正当性新论

以刑法机理为标杆,丈量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之空间,认为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倡导刑罚公平正义、反对刑罚权滥用的精神相契合;系全面解读犯罪本质情形下的产物;属刑罚个别化、经济、谦抑、零刑罚、折扣刑罚等精神的大胆实践;打通了刑法与民法间的关节,填补了刑罚理论的罅隙,为刑法学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再认识

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为保障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三大弊端:司法权地方化,司法权力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而学术界、司法界提出的改革思路和建议,许多是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弱,同时,也隐含着急于求成、就事论事的倾向。从加强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视角来看,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进行。在现阶段,关键在于落实法院的宪法地位,切入点是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提升法院在党内的地位,加强党对法院的领导。     

云南省食品安全监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国内外学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现状、原因、策略和方法等方面,而缺乏政府监管视角下具有区域特征的食品安全监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就云南省食品监管现状而言,存在法规不健全、惩治力度小,经费缺口明显、检测能力弱,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特色食品管制存在盲点等问题。可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导向性原则,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云南省食品安全监管成效,通过系统认知“监管主体—利益相关者—监管客体”三者关系,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法进行指标体系筛选,构建一个包括19个投入指标和5个产出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为云南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并为该项指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