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根据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重新分析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和重译三种现象。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文化过滤现象则产生于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的永远无法融合,而效果历史又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本重译提供了解释。     

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野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译者理解的主动性,也更加明确了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动态性和循环性。这些在《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也说明了个体译者对译作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名著重译正是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的证明。     

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下的译者主体性——《雾都孤儿》四个中译本对比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以后,译者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使译者主体研究更加深入。《雾都孤儿》是世界经典名著,林纾译本,荣如德译本,蒋天佐译本,龙冰译本这四个不同时期的中译本都体现了鲜明的译者主体性和译者主体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对比四译本,得出译本的千差万别源于译者主体对原著自身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应该综合考虑译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慎重评价译本质量的高低。     

从《论语》英译看经典翻译的双重视域

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以降,西方世界对《论语》及其他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已蔚为可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随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的《论语》译本不断涌现,而重译中国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界重新建构自身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经典的重译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翻译检视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翻译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学视域,并进一步思考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飘》汉译本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是建立在人本身作为行动主体的双重性基础上。分析《飘》在两个不同时期的汉译本,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双重身份对译文的重要影响,由此彰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利于对不同译本的差异做出客观的动态的评价。     

译之道,释之道——《道德经》第五章英译发微

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差异,能衍生出千差万别的译本,但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始终摆脱不了＂真实性＂的宿命。理解之道,在于尽量从差异中寻求真实。《道德经》第五章的不同译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恰当适度的理解,即＂释＂,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珍妮·葛哈德在新中国的重生——评傅东华1959年重译《珍妮姑娘》

1959年,傅东华重译旧作《珍妮姑娘》,受到读者欢迎,得到译界赞誉。与1935年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功能发生转变,文本宛如隔世重生。译本被赋予浓重的人民性,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译文风格迥异,但这并非傅东华对德莱塞的原初解读。《珍妮姑娘》在新中国的重生,是文学翻译服务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民族文学、规范统一汉语过程的必然产物,也凝结着二十四年中译者本人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协调。因此,评价重译作品,重在重字,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评价新译本。     

文学翻译中的“理解”与“过度理解”——以《洛丽塔》两中译本为例

翻译始于理解而落实于表达。理解的＂准确性＂是产生正确译本的前提,而把握理解的＂度＂则能保证译作是否能够＂恰到好处＂。究竟何为＂过度理解＂？如何规避＂过度理解＂？透析《洛丽塔》两部最具典型意义的中译本：黄建人1989年译本和主万2005年译本中存在的＂过度理解＂实例,我们可以一窥端倪。     

德庇时《三与楼》重译的伦理阐释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15年最早将《三与楼》译为英文。1822年,他在初译的基础上重译该小说。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在遣词造句及篇章结构方面显现出迥异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前后在翻译伦理上发生了从存异到求同的嬗变。这一变化是译者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影响、诗学修养及自身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文化意识与小说翻译策略——对《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本文以安德烈·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比不同时代David Copperfield的两个中译本,分析译者选用的翻译策略,探讨了译入语社会文化意识与小说翻译策略生成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意识对文学翻译策略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小说译本是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在不同的文化意识规范制约下对原文的一种改写.     

《茶馆》中隐喻英译的对比分析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不能仅局限于意思的转达,还要关注隐喻意象的处理,这样才能使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言读者一样欣赏到其中的文化内涵。按照隐喻意象的留与变,隐喻翻译法可分成三种类型:隐喻意象留存、隐喻意象缺位和隐喻意象借用。借助这三种类型对《茶馆》的霍华译本和英若诚译本中的隐喻翻译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发现两译本绝大多数隐喻翻译都是成功的,再次证明这两译本的经典性。     

爱情能否承载生命之舟——爱情在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中的本体论意义

在屠格涅夫小说中,爱情被当作特别展示的对象,并经常在不同层面上扮演着不同角色:它不仅辅助阐明作品的思想内容,奠定作品的基本氛围;不仅用于表现人物性格,考验他们行动的能力,而且成为某种理想的象征,传达出不同的人生意蕴。更为重要的是,爱情在屠格涅夫的人格意识中具有某种命定或先在的意蕴:它引发的不仅仅是美好与和谐,还有冥想、恐惧、灵魂的颤抖和对永恒与死亡的思索;它并非只是作为文学创作的技术手段存在,而是具有某种哲学层面的形而上思考和本体论意义。     

从“盗火”到“理水”——《新青年》文学翻译浅探

五四时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入。《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和号角,自然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不容忽视。《新青年》共翻译了40多位外国作家的100多篇文学作品,其中以屠格涅夫、泰戈尔、莫泊桑、王尔德和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居多。从对源语作者定量分析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会发现《新青年》当时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从文学鉴赏论看译者主体性——以《飘》汉译本为例

文学鉴赏论研究文学的欣赏活动,强调文本读者参与实现文本的价值,并且发挥着主体作用.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首先鉴赏原作,理解体会原作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翻译文本.分析《飘》在不同时期的两个汉译本可以看到,译者在选择鉴赏对象,再现与再创造作品艺术形象以及对同一文本进行独特的理解与阐释时,即早在翻译的鉴赏阶段译者就已经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     

论古典诗词中的"梧桐"意象

意象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基本范畴,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可以说是由无数意象构建成的艺术殿堂.梧桐,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普通的树木,但从意象初创时期的<诗经>一直到清词,"梧桐"意象频繁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并具有富贵、祥瑞、爱情、愁苦等审美意蕴.在反复使用和沿袭不衰的过程中,文人们用情感的链条,将它与其他意象组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复合意象群,用来烘染氛围,营造意境,表达了不同的抒情主题.     

注释：文化缺省的翻译补偿策略——从注释看《格列佛游记》三译本：是讽刺经典，还是通俗读物？

依据夏廷德的翻译补偿原则,对讽刺经典《格列佛游记》的三译本注释进行了多维度的对比分析,肯定了译者在帮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知识方面的作用,但是译者在实施注释补偿时,有时不能体现重点,前后矛盾;有时甚至会背弃著者的意向和翻译目的,无法再现原著效果。如果缺少准确规范的翻译注释,文学经典的译本可能被降格为通俗读物。     

从《文艺论集》的版本看郭沫若文学批评的流变

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出版于1925年,此后郭沫若多次进行修订改版,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显现着郭沫若不同时期的思想差异与身份差异。初版本《文艺论集》中所论述的问题以及整体框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是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建构方面考虑文学理论问题的。1929年和1930年,郭沫若对《文艺论集》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版,更明显也更集中地表现着郭沫若努力于"文学"的目的,或者说是郭沫若以"革命者"、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了一次"文学"上的认同。     

民族文学视野中的山东抗日文学

抗日文学写作是山东文学的一种传统。在抗战期间,山东就涌现出了一批抗日文学作品。战后的山东抗日文学受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创作成果虽不够丰富多彩,但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新时期山东抗日文学主要的成就,体现在莫言、苗长水和尤凤伟的创作中,他们引领了时代风骚。山东抗日文学的缺失在于尚未创作出抗日大文学。     

文学文体学对语言变异翻译的影响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异是作家体现作品主题意义和实现作品美学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往往具有一定的文体价值。本文主要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讨论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的文体价值及翻译原则,指出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异在翻译中必须考虑其文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