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缔造美国的马克思主义

最近苏联、东欧和其他地区的政治动荡,在国际左派中引起了尖锐争论。美国共产党内部围绕改革的争论尤其激烈。一些人主张放弃社会主义概念,认为这在战术上是必要的,因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思想和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影响,所以应在不宣布自己的实际身份的情况下宣传社会主义目标。还有人强调,马克思主义忽视了许多非阶级的压迫形式,“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不能容纳民主变革所包含的多种目标;自由资本主义可以逐渐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经济民主制或“后自由主义社会”。     

论日本的公司体制转轨

自明治维新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便逐渐建立起了股份公司制度,并在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组建起了以家族为中心的公司体制。后经“战时经济体制”的强制作用,使家族资本主义的公司体制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结为一体,形成了政企统合的“御用”性公司体制。战后的民主改革又使公司以银行为中心结成了以法人治理为中心的法人资本主义公司体制。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新一轮经济转型的展开,日本传统的公司体制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可以说,当前日本公司体制的变革是一次脱传统文化的制度性变迁的转轨。     

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

青年毛泽东是在旧学与新学的双重影响下开始其早年思想行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为:在传统民族心理中的影响下,毛泽东形成了与当时动荡时局紧密相关的忧患意识;受传统“心学”的影响,毛泽东尤其强调伦理意志;在湘学经世致用传统的熏陶下,毛泽东非常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家本位与代间关系——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模式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家”,强调“忠”“孝”,以家为本,这种传统意识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社会、风俗、文化不允许我们去随意改动已约定俗成的东西,否则你会落个不忠、不孝的“孽子”坏名声。中国正朝着现代化迈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变革,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次文化不断地形成,冲击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制度。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来自于西方社     

论数字时代的“技术合理性”问题

当数字技术自身的发展以其裹挟一切的力量而成为人的存在的“全度量”时,关于数字技术本质的思考就与特定社会形态的技术批判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批判关联在一起。资产阶级利用其资本的支配地位优势,构建了数字技术时代下的“技术合理性”体系,这一体系既是数字技术进步与僵化理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也带来了数字时代下无产阶级身份被消解的问题。隐藏在资本主义数字生产体系中的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学疑难,是“技术合理性”的“不合理”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技术合理性”意识形态利用表象的“合理性”再次确证了无产阶级的身份困境。因而,面对数字技术合性理性中的存在困境,我们仍然需要数字技术形态下的技术合理性批判,破除技术合理性幻象,以期正确把握数字技术时代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状况。进而,只有揭露被数字技术应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才可能有数字技术的别的应用,也有助于以数字经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日韩儒家文化背景比较

一近年来 ,很多人把日本经济的成功原因归结于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如认为 :“日本是东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应重新考虑支持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儒教性因素”、在日本“儒教是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 ,至今仍作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生存”、日本有“一亿孔孟之徒”,等等。这种评价从表层上看不无道理 ,但究其实质并非如此 ,特别是同韩国 (以下需特指时将称朝鲜 )相比较就更为明显。笔者认为 ,日本和韩国文化在貌似相近而实质上大相径庭上极具典型意义 :两国在古代同为“东亚儒学文化圈”,但一为“西方”,一为“东方”;一个是举剑的“武士文…     

论列宁“遗嘱”的文化内涵

本文在原著解读基础上 ,深入探究列宁以“遗嘱”为代表的有关俄罗斯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建设关系思想。文章认为 ,列宁晚年侧重从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习惯层面剖析十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的文化困扰、文化“脱节”现象 ,其结果表现为对社会发展进程前资本主义性质的严重文化制约 ;列宁文化批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引起全党的重视 ,能否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与俄国社会实际发展进程自觉进行有效的文化建设 ,关系着共产党及其事业的兴衰成败 ;2 0世纪实践证明 ,“遗嘱”文化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社会主义执政党必须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性质及其转型——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本文认为,当前的文化讨论不应回避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性质的剖析。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反映社会基本利益关系的“六形态”,一是反映社会基本活动方式的“三形态”,即“传统”自然经济文化、“现代”商品经济文化和“后现代”自由经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并列”地同处“现代”文化这一历史阶段中。建国后的中国当代文化,从基本利益关系上看是社会主义文化,从基本活动方式上看是一种变态的“传统”型文化。当前中国文化的全面转型,就是实现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文化的根本质变。这必然导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种趋同和世界化。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理论综述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发生了剧烈变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理论界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也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一)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影响 1.“二律背反”论 有些论者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给道德带来消极影响,道德建设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道德进步是“二律背反”的关系。他们的理由是:①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伴随着道德退步,其基本特征是经济的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尖锐对抗。市场经济是跨越社会制度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道德沦丧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会同样出现。②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向中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也确实产生了许多道德滑坡现象。主要表现在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卖淫嫖娼、见死不救、权力腐败等消极社会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上。上述丑恶现象与市场经济有着必然的联系。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开启了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关心这道闸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洪流才不可遏止,上述现象便无从根绝。 2.道德爬坡论 持“道德爬坡论”的论者认为,市场经济的推进     

中西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礼和正义

自“五四”以来,日益重视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是礼。它是在传统的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礼具有自然的和人为的双重起源,拥有形而上本体意义上的崇高地位,是天地万物的准绳,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的唯一的统一的尺度。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是正义。古希腊思想家将正义看作是区别人兽的根本标志,维系人类社会、确立社会秩序、实现理想城邦的最高准则。中世纪神学家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体现上帝的正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将正义与私有制、契约论、强制的权力相结合,以此论证资本主义制度     

国会、文官、利益集团——美国政治结构的新模式

自19世纪末叶以来,随着科技进步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美国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表现为政党影响的逐渐下降与利益集团的日益兴起,政治结构上则表现为国会势力的衰落与行政部门的集权尤其是文官势力的膨胀。发展趋势之一是国会、文官、利益集团三者逐步合流形成新的决策中心并且对当代美国政治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 1 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与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使美国社会利益日趋分散,“引起许多传统的社会和政治 组织的解体,并动摇人们对传统权威的忠诚”①。社会利益的分散不仅在政治层面…     

书讯

本书是一部大学教材;主要介绍群体,社会,文化,个性的形成,社会的分化,当代社会的形成,人口与环境,意识形态,美国政治制度,经济原则与现实,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等问题。本书第4版在内容上有着较大的扩充;例如:在“个性的形成”这一章中增加了有关变态性格的论述;在“人口与环境”这一章中增添了“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一节;此外还新辟了“意识形态及其后果”一章;探讨了有关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方面的问题。作者说,苏联的、僵化了的计     

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儒家伦理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命题和东亚一些学者的“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假设的分析,探讨了儒家经济伦理对我国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全面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者认为: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些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宗法经济伦理被用以救治其种种社会弊端,这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某种积极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商品经济观念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我们在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可盲目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儒家文化的经验,对儒家经济伦理的痼弊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依赖”、“缘”与“独立”、“契约”——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日本人际关系模式面临的挑战

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相继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大大增强了非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信心。一些学者和政治家们在寻找东亚社会成功的秘诀时产生了一种浪漫的看法,即:亚洲国家不仅能够在家族、社会、国家优先,不破坏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似乎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胜一筹:它既能保持资本主义的效率,又能避免(至少是减轻)它的冷酷无情。所以,有人提出了与西方价值观相抗衡的所谓“亚洲价值观”概念,“21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之类的预言也盛行一时。但是,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     

晚清沪地移民社会与海派文化的发轫

海派文化是在西方文化侵淫下传统艺术与文化的一种歧变,它具有明显的上海区域文化的个性。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时生长起来的晚清上海移民社会,其激烈的生存竞争、侈靡的世风、炽盛的娱乐文化为这种变革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氛围和生长环境,同时又给其以深深的浸染。海派文化的核心是开新蜕旧,从某种意义上说,见异思迁、较少因袭的移民是海派文化滋生的“天然土壤”。海派文化也如多棱镜似地折射出沪地移民的社会习性和文化性格。     

中西人生哲学的逻辑发展

本文以思想史为背景,考察比较了中国和西方人生哲学发展的逻辑行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侧重于人生意义的探讨,西方传统文化侧重于人的本质的探讨,但通过不同途径都在中古社会达到出世与入世相统一的人生理想。由于中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行动概念没有达到主体性高度,缺乏近代气象。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是西方人生哲学发展的逻辑结果,它出于西方而又超越西方,为中国人生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文化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可以统称为“文化”的东西,是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社会形式,它通过对人的行为选择和激励作用,以及对正式制度安排的制约,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据此着重分析了计划体制下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与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关系。     

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新变化中探视"两个必然"的真理性

二战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的所谓“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在这种新的国际背景下,出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很不相同的特点。这虽然给马克思、恩格斯150多年前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所得出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形成新的挑战,但是不能否定“两个必然”理论所具有的真理性。     

试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阶级属性

目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已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理论上似无异议。但对于这个阶层的阶级属性问题，我国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诸多的“说法”中，笔者倾向于同意“社会资产阶级”这一界定。众所周知，我国当代的私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的特殊环境中为适应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新产生出来的。它成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运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之中，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管理。因此，它既有一般资本主义的属性，又有异于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基于此，可以把它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     

论文化的职能——方法论方面

苏联哲学著作中存在两种主要的文化观点。第一种观点把文化看成是人的存在的个人方面,是社会的东西和个人的东西相符合而和谐化的过程,是人的能力的发挥。这种观念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创造”、“精神财富”这些概念而具体化的。这些概念提出价值的标尺,可以使我们“衡量”具体历史的人接近文化理想的程度。这就叫做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