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杂拟手法探论

江淹选取从汉代到刘宋三十位诗人进行模拟,取名“杂体诗”,意为诸种体式相杂而成.《文选》选诗特设“杂拟”一美,将其三十首诗全部收录.江淹在对具体作家进行模拟时,采取“杂拟”的创作手法——将所拟作家的不同诗歌题材、内容、风格看作一个整体,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再创作.针时于此,以其中五首诗为例,探讨这种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于诗人个体风格的确认和汉魏六朝诗歌题材的定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

拟古相当于扮演古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既是对三十家各具特色的古代诗人风格的模拟,也是对三十位古人的扮演.在拟古作品中,亦不可避免地表露作者个人的情感倾向和表达习惯.文章着重从字法、句法、语气、口吻、意象等角度,通过<杂体诗三十首>与江淹其他作品的比较与举证,揭示<杂体诗三十首>中所体现的江淹个性特点.以往<杂体诗三十首>的研究者较多注重江淹拟作与被拟诗家的比较,以江证古,或以古证江,本文的重点则是以江证江,试图说明江淹如何在三十家总杂诗风的基础之上,表现独一无二的自家本色.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论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

与陶渊明的<饮酒>诗相比,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更具世俗色彩.这是由白居易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其特定的时代促成的.对于白居易本人来说,从<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前期生活及创作的痕迹,也可以预见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的轨迹.对于时代来说,<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反映了时代文化趣尚转变的痕迹.     

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对唐诗的认识及其意义

元好问在其《论诗三十首》中，通过对唐代诗人的评析，表现出对唐诗“初、盛、中、晚”分期的认识，是明人高木秉所言唐诗“初、盛、中、晚”阶段论的先声与桥梁；在对这些唐代诗人的评析中，元好问不仅准确评价了具体诗人的特点与得失，还从整体上表明了唐诗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具有一种唐诗发展史的意义。这些对唐代诗歌的评价，充分展示了元好问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独到眼光，以及博识、智慧的评价风格。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创作心理分析

诗人的作品与他所处的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外部环境对人的内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分析一个诗人的诗作,必须结合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作家的生平经历来看诗人的创作心理。白居易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表达了对人生命运的看法。这组诗的创作心理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思想也在其影响下发生了改变。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编次失序研究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自清人以来就有编次失序的质疑。本文对这组诗编次失序的现象和原因作了全面的讨论,并附论元氏另一部著作《唐诗鼓吹》亦有编次失序的问题。     

论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是白居易退居渭上为母丁忧期间模仿陶渊明淡远风韵而写的一组组诗。诗人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表达了与陶渊明不同的孤独、忧愁以及对人生命运的看法。     

论汉魏六朝的杂体诗

汉魏六朝的杂体诗较为兴盛,主要形式有回文、离合等39种.其兴盛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王公贵族生活面狭窄,思想贫乏;士人考究学识,注重文化修养;流行的文学观念重视艺术技巧,求新求异.杂体诗的盛行,锻炼了诗歌技艺,促进了律诗的成熟和七言诗的发展;同时反映了一些诗史状况和文学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谈言微中,解颐解纷——饶少平先生的《杂体诗歌概论》论略

杂体诗作为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卑贱低下,一直引不起学者的重视。饶少平先生《杂体诗歌概论》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其一方面吸纳了杂体诗的丰富之态与广博之趣,一方面又不失文学研究的宗旨,做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也使文学研究本身开始了有意义上的反顾与思考。     

论宋金元的杂体诗创作

杂体诗之于宋、金、元408年的诗歌史,不仅具有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题材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变等特点,而且还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诗人们对于杂体诗的革新意识,以及其求新求变的诗体学理念。更有甚者,则是对前人与时人的杂体诗首次进行了理性的归纳与总结,并推出了诸如桑世昌《回文类聚》、厉震廷《唐宋百纳集》等这样的杂体诗总集与专集,以供当时雅好杂体诗的诗人对杂体诗进行理论上的把握与认识。而所有这一切。使得杂体诗成为了在当时可与古体诗、近体诗鼎足而三的一种诗歌品类,从而扩展与丰富了中国古代诗体学的内容与审美理念。     

春日杂咏二首

又是江南二月春,年华倏逝杳无音。晨曦重沐山川秀,淑景悄然竞自新。     

宋代诗人孔平仲杂体诗的风貌特征

宋代诗人孔平仲的杂体诗不仅品目众多,而且大胆革新,呈现出与前人不同的风貌特征:集句诗题材严肃,感慨深沉,首创集杜诗,开后世集杜诗之先河;药名诗则进一步拓展了主题范围及实用功能,对创作理论进行总结,且借鉴盘中诗、回文诗整首诗循环往复的特点,将离合手法扩展至全篇;四声诗中首创上声诗、去声诗、入声诗;八音诗、建除诗中始作七古。这种革新精神与他本人"不经人道语"的创作态度以及宋代文人追新求变、自成一家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     

析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的“李杜优劣论”——兼论其中第十五首的解读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也参与到了历史上聚讼纷纭的“李杜优劣论”这一著名公案中。本文认为,综观元好问一贯的文学思想,他所持的是李杜并尊的观点：既反对扬杜抑李,也绝不会扬李抑杜。其第十五首“笔底银河落九天”云云,既是对李白诗品及人品的赞扬,同时也是对相传为李白所作《戏赠杜甫》一诗的否定。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王羲之《杂帖》论略

王羲之《杂帖》全面展现了他的政治立场、处世态度和情感世界,从而折射出他在东晋名士中的典型性。《杂帖》作为研究王羲之的珍贵材料,其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     

元好问对陆龟蒙的崇拜——兼就《论诗三十首》(其十九)的解读与各家商榷

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十九)主旨是赞美、仰慕陆龟蒙为万古高士,为他的百年孤愤鸣不平,并安慰龟蒙,无须理会、计较世俗庸人之输赢得失。诸家未能深究“春草输赢校几多”的涵义,未能了解遗山对陆龟蒙的长期热爱。遗山崇拜陆龟蒙,欣赏以陆龟蒙为代表的“晚唐风骨”,不仅因为遗山长期怀才不遇及目睹朝廷日趋腐败与龟蒙相似,借龟蒙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更是宋金两朝“陆龟蒙热”的组成部分。元遗山等宋金一流文人普遍崇拜陆龟蒙,确是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