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研究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诉讼实践的需求,使测谎结论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与此相伴的则是对测谎结论证据能力的不断争论.鉴于此,着重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分析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通过论证,认为测谎结论不具备证据能力,只能作为侦查辅助手段发挥其应用价值.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

测谎是一项评判心理痕迹对应相关度的犯罪心理鉴定技术.测谎原理的科学性,测试方法的稳定可靠性以及测谎实践所表现出的高准确率,是测谎结论存在客观真实性的基础.由于测谎测试的是与案件有关的心理痕迹,因而测谎结论具有相关性.从性质看,测谎结论属于鉴定结论的范畴,因而形式上具有合法性.测谎结论作为一种诉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运用.     

证据制度网络视野中的测谎结论——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中心的考察

科学的发展使得诉讼证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并日益冲击着我们的证据制度.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这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如何修改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一,文章首先论述了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民事证据制度调整的基本视角,认为民事证据制度修正和调整应该立足于对证据制度基本结构的搭建;其二,文章对修正案中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提出质疑,尤其是证据的排序,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三,对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认为保留单位证人的规定是不合时宜的;其四,针对修正案,对防止举证迟延的对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宽松的举证时限制度应当予以肯定;其五,文章对必须在民事证据中加以规定的免证事项做了论述;最后,对有效应对"证据偏在"的法律措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基本规范予以论证。     

程序规范的判例之维——以近年来民事审判中的“测谎”实践为例

法规范的形成是法学家和法官共同协力参与的结果,两大法系均是如此。我国民事审判为"测谎"程序规范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民事诉讼研究可从中提炼关于测谎之合法性、证据属性、证据类型、契约自治、职权进行、程序指挥、举证责任、证明妨碍和认证规则等一系列程序规范。从方法论而言,对民事诉讼程序的判例研究有助于培育程序规范自我生成与修正的良性生态。它是联结理论与实践的恰当方法,也是对民事诉讼程序的精细化作业。     

证据学视野的测谎结论分析——以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为中心的考察

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因此,从证据学视角阐述其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测谎结论的制度之维:交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兼对高检发研字[1999]12号司法解释的质评

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适用规则等加以规范。这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测谎技术的证据价值分析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案蕴含的丰富的证据学内容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从测谎技术的发展及相关事项看,测谎结论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据力、证据能力的作用,但是,测谎结论只是一种普通的证据,而且是“有限采用”的证据。     

测谎结论在刑事侦查中应用的制度设计

测谎作为一项高科技技术,在刑事侦查中应用,具有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但与其他允许使用测谎技术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还欠缺规范测谎适用的相关原则与具体程序,理论研究的滞后与我国司法活动中测谎技术广泛应用的实际状况是不相称的。本文在对测谎结论目前的＂混沌＂状态进行潜心梳理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进而对测谎结论在刑事活动中的应用原则进行规划,相关制度进行设计。     

民事诉讼证据中私录视听资料合法性问题评析

视听资料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2007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均对此加以确认和肯定。视听资料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种类被引入诉讼领域，“不仅为正确处理民事纠纷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据方法，而且为我国诉讼证据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笔者根据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对对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问题的进行了思考分析。     

诉讼证据概念与特征新论

诉讼证据概念和特征一直以来都是证据法学界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传统证据概念中的“事实说”以及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材料说”都值得商榷;传统诉讼证据特征中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并非诉讼证据之特征,而是诉讼证据成为定案根据的要件或标准。在概念上,诉讼证据应定义为刑事诉讼控辩双方、民事和行政诉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根据;由此,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应采四性说,即诉讼证明性、诉讼当事人性、案件信息承载性和诉讼时效性。     

证据真实性的回归————兼论证据概念的解释方法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证据概念的定义上“材料说”取代了“事实说”,导致由“事实说”引申出来的“证据应当真实”的命题面临被否定的风险。证据真实性的传统解释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误区,难以自圆其说。以现代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理论为指导,证据的真实性应当被解释为“主张真实”,以便对“事实说”质疑论的诘问做出合理解答。证据概念的解释本身具有多样性,不宜采用规范、统一的立法方式。在我国立法继续将证据概念法定化的既成事实下,包容证据真实性的解释尤为重要。     

民事司法鉴定性质的证据法理分析

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证据理论上，将鉴定人视为证据方法存在不妥之处。鉴定本质上是法官在鉴定人之辅助下，以被鉴定之物为证据方法、原则上须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证据调查之职权行为。鉴定结论为证据资料。我国学界对司法鉴定之性质的界定有欠准确，因而导致民事司法鉴定外延泛化、混同鉴定之独立性与中立性、对鉴定结论之性质认识错误以及忽视鉴定实施过程中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保障等缺陷。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被告人异议权的知识解构与改革

2018年《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弥补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缺陷,赋予被告人异议权的救济机制实为必要。中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被告人异议权,一则立法对被告人异议权的具体规定导致其实际功能无法合理发挥;二则过度绝对化、无限化,被告人无须理由即可提出异议,且能达到足以推翻缺席审判的结果;三则没有明确异议权行使之具体内容,导致司法适用的模糊。这不仅会使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的价值令人质疑、冲击中国司法权威,还会有碍党中央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的顺利进行。据此,理应对被告人异议权进行有效限定和司法细化,明确其提起的条件、时间、具体行使方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从而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有效适用提供助力。     

刑事技术鉴定证据价值司法现状分析

刑事技术鉴定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非常重要。通过实证分析,引导正确定位刑事技术鉴定的证据价值,建议真正使刑事技术鉴定进入诉讼,有效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作用,以适应现代化诉讼的需要。     

小说语类中的评价者与态度意义的范畴化

文学语篇(尤其是小说)的语境具有三个层次，因而产生了隐含作者、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三类评价者。他们在语篇中的立场存在一致、对立、冲突等多种关系，使得态度意义的范畴和评价对象也相应变化。在识别一个态度成分的意义范畴时，需先判断其所属的语境层次，再根据各语境层次对应的评价者确定态度成分的评价对象和范畴。该分析方法既能揭示作者的写作手法，又能挖掘语篇背后的写作动机，对评价系统和评价文体学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完善庭前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建议

举证制度关乎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高效与否 ,庭前证据交换是举证制度的关键环节。针对我国现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纰漏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从审判实务的角度阐述了完善证据交换制度的一些设想。     

李庄案程序性法律冲突新问题初探

由于我国现有法规存在瑕疵和漏洞,使司法机关整体作为回避主体被忽视,故应当完整、准确、具体地完善司法机关的回避制度,使司法机关的整体回避规定相对完整、独立地表现出来。由于律师并非当事人本人,无从判断事实真相,其教授辩护技巧与教唆作伪证难以区别,故全面、客观、公正地理解律师职业豁免权,也是《律师法》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之一。《刑事诉讼法》原则上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司法解释依此进行,但真正执行起来却是自相矛盾的,使得法庭难以依法裁判。而依据关键证人理论精神,李庄案证人理应出庭作证。此外,《刑事诉讼法》并未限制同案被告人出庭对质,实际上变相承认他们可以互为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