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与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双刃剑效应的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

企业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对企业间关系的影响如同一柄双刃剑,既可能抑制也可能促进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检验了产生这一双刃剑效应的内在机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权力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分别从企业内部、企业间关系以及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3个层面识别了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内部激励较为公平或企业所处制度环境较好时,私人关系会通过促进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来抑制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反之,则可能通过放松企业层面的监督和控制促进交易对象的投机行为。本文还发现了一项颇具本土特色的结论:在非均衡的依赖关系中,因私人关系的存在,弱势企业的投机倾向表现的较为明显,强势企业反而有更少的机会主义行为。     

中国营销渠道中关系营销导向对企业关系型治理的影响

基于关系营销理论及渠道行为理论,以中国营销渠道中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制造商的关系营销导向(RMO)、企业间的私人关系状态和组织间关系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对关系型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营销渠道中,①RMO的强弱对企业与其渠道伙伴共同制订计划没有影响,但会通过企业与其渠道伙伴的私人关系状态和组织间关系状态的中介作用对共同解决问题产生正向影响;②RMO对私人关系和组织间关系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私人关系对RMO与组织间关系产生中介作用;③私人关系和组织间关系会对关系型渠道治理的共同解决问题有显著正向影响,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与关系型治理机制有中介作用;④关系型治理无法抑制投机行为.     

关系型治理何时能够抑制渠道投机行为?——企业间关系质量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以营销渠道行为与组织理论为基础,实证探讨了企业间关系质量对制造商使用关系型治理与经销商投机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通过对来自制造业的152份数据分析发现:在低企业间关系质量下,制造商采用共同制订计划的方式进行关系型治理会抑制经销商的投机行为,采用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则会增多经销商的投机行为;在高企业间关系质量下,制造商采用共同制订计划的方式进行关系型治理会增多经销商的投机行为,而采用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则会抑制经销商的投机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制造商合理选择关系型治理方式制定决策,抑制经销商的投机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转轨时期中国企业渠道投机行为及其治理策略研究

渠道投机行为及其治理是营销实证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遗憾的是，传统对于渠道投机治理的研究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背景，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渠道实践进行投机治理理论的分析。本文融合交易成本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和投机专论，分析并检验中国法律环境适宜程度、渠道投机行为及我国渠道关系现状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正式契约、信任对于投机的治理成效显著；（2）法律环境的适宜程度对于渠道投机的治理具有显著的影响。对于相对固定的正式契约，法律环境越不规范，其作用越不明显；而信任机制在法律环境越不规范时，作用反而越明显；（3）与已往结论不同的是，复合机制对于渠道投机的治理作用不明显。     

权力、冲突与合作——中国营销渠道中私人关系的影响作用

以营销渠道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检验私人关系在中国营销渠道中对于营销渠道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的营销渠道中,私人关系可以分解为私人交往状态和私人亲近感两个维度,并且对于企业的营销渠道行为有直接影响.具体而言,私人交往状态对渠道成员使用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私人亲近感对渠道成员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使用强制性权力和渠道冲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还发现,私人关系中的私人亲近感对渠道合作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通过权力使用对渠道冲突有间接的正向影响.     

中国营销渠道中私人关系对渠道权力使用的影响

以营销渠道行为理论中关于权力的讨论为基础,实证性地探讨在中国的营销渠道中私 人关系对权力使用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供应商代表与零售商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对 零售商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无显著性影响;第二,供应商代表与零售商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对零 售商使用强制性权力有显著的负向的影响. 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应用     

渠道投机行为的相互性以及交易专有资产的影响

以营销渠道中投机行为的相互性为研究对象,基于相互性理论和营销渠道行为理论提出4个假设,以制造企业的营销渠道负责人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共获得139份有效问卷,采用多元调节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探讨营销渠道中企业之间投机行为的相互性以及企业交易专有资产在其中发挥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投机行为在渠道合作伙伴之间具有相互性;企业针对合作伙伴在交易专有资产上的投入不但会降低其渠道投机行为,而且会正向调节渠道合作伙伴之间投机行为的相互性;企业针对合作伙伴在交易专有资产上的投入与合作伙伴的渠道投机行为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终极所有权、银行借款与投资行为的关系:基于商业银行制度变迁背景的经验研究

本文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背景下银行借款与企业投资行为间的关系,并且分析了终极所有权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借款与企业投资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同期限银行借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不一致,杠杆治理作用主要由长期银行借款来体现.随着商业银行的制度变迁,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逐渐加强.在商业化阶段短期借款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表现为对投资的促进,而长期借款则抑制过度投资,但治理效果不显著;在市场化阶段,短期和长期借款均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股份化改革之后,银行借款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增强.同时,银行借款财务杠杆的治理效应在非国企中发挥更好,而在国企中,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终极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中银行借款财务杠杆治理效应的影响依次减弱.     

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 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边界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得到理论界和管理实践者的一致认可,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直接影响,缺乏对间接影响的考量,缺乏从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探讨私人关系影响组织间关系的边界条件。         基于关系营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关系规范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包括市场波动性、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从私人关系到组织间关系的中介模型,并建立5个研究假设。为了检验模型和假设,以制药企业与其分销商的关系为研究情景,通过问卷调查从制药企业收集数据,获得508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验证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①企业边界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能够促成企业间关系规范的形成;②私人关系通过关系规范对组织间关系产生影响;③环境动态性的市场波动性、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3个维度显著调节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影响。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强化了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正向影响,而市场波动性弱化了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揭示了关系规范在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影响中的作用路径,丰富了私人关系、组织间关系、关系规范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为组织间关系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引入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私人关系与组织间关系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在实践方面,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更加了解组织间关系的影响机理,从而能以更科学合理的方式发展组织间关系,构建紧密的渠道合作关系。     

经销商“抱团”如何影响制造商的信息支持和合同监督？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渠道行为相关文献,研究了经销商“抱团”(网络密度)对制造商渠道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并探讨了行业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经销商网络密度对制造商的信息支持和合同监督均有正向影响;第二,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经销商网络密度对信息支持的正向影响,但对经销商网络密度与合同监督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信息支持有助于降低渠道冲突水平、抑制经销商投机行为,合同监督有助于抑制经销商投机行为,但对渠道冲突没有显著影响。     

渠道关系中专项投资不对等与机会主义行为间关系研究——正式化、参与与私人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探讨了由生产商-经销商构成的渠道关系中,双方专项投资不对等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及正式化、参与和私人关系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根据来自中国汽车行业的调研数据验证了概念模型和假设。结果显示:(1)专项投资不对等会带来机会主义行为;(2)正式化和参与能够减弱上述关系;(3)私人关系中的感情、人情对上述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面子则会强化上述关系。研究结论加深了对专项投资在渠道关系中影响的认识,扩展了渠道关系管理的研究,并对企业如何有效防范由专项投资不对等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指导意义。     

营销渠道控制:理论与模型

通过理论回顾和逻辑思考,讨论了营销渠道控制的内涵、特点和目的,建立了一个营销渠道控制的分析框架.有以下几个主要论点①营销渠道控制是一种交织着组织内控制的跨组织控制;②营销渠道控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在渠道交易中普遍存在着的投机行为;③治理结构、控制机制与控制程度是营销渠道控制的主要变量,企业的交易专有资产、不确定性、企业对于营销渠道控制的欲望和能力、渠道伙伴因素等是营销渠道控制的前因,渠道关系与互动、渠道满意和渠道效率是营销渠道控制的后果.     

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如何降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道德效力和伦理型领导的作用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从道德效力的视角探究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SRHRM)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关注了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伦理型领导的调节作用。本文以320名员工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SRHRM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显著负相关;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在SRHRM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伦理型领导能够增强SRHRM与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间的正向关系;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SRHRM通过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影响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还为企业降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提供管理启示。     

企业政策因素对灰色采购行为倾向的影响

以营销道德理论为基础,使用情境法从137位专业采购人员采集数据,本文探讨了在灰色营销中买方企业的相关政策对其采购人员灰色采购行为倾向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政策对采购人员的灰色采购行为倾向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采购人员的道德判断和同情而中介的间接影响. 具体而言,第一,企业在采购政策中约束采购人员接收礼品和回扣的政策越模糊,在销售政策中越是默许自己的推销人员进行灰色营销,其采购人员越是会低估灰色采购的不道德性和给企业造成的伤害,从而直接和间接地增强其灰色采购的行为倾向;第二,企业鼓励采购人员与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私人关系的政策,既会提高采购人员对灰色采购行为的不道德性评价,也会增强采购人员对灰色采购行为的同情,从而提高或降低(依以上两种影响的相对强度而定)其采购人员灰色采购的行为倾向. 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应用.     

可转债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资本市场再融资方式的对比分析

基于可转债既是融资工具也是契约制度安排的双重属性，探析可转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就近年来可转债市场扩容对上市公司发展质量的影响提供科学评价．研究发现：１）与普通债券和股权再融资相比，可转债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２）可转债一方面能够缓解创新项目融资约束，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债务治理、股权治理和期权激励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３）内部人利用赎回条款或向下修正条款短期内促成债转股的行为，会削弱可转债对创新的促进效果．研究有助于厘清可转债多重属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也有助于从利益相关者博弈角度理解可转债的治理效果，并对如何优化可转债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建议．     

边界人员角色模糊及其结果:管理控制及其与角色导向匹配的作用

不同于以往研究的企业内部视角,本文聚焦于渠道关系中边界人员的角色模糊问题,实证检验了不同管理控制方式及其与边界人员角色导向的匹配对边界人员角色模糊感知的影响,同时检验了边界人员角色模糊对工作绩效和关系满意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果控制与行为控制都会减少边界人员角色模糊。管理者的结果控制与朋友角色导向的边界人员相匹配,有利于减少角色模糊。角色模糊不利于提升边界人员的工作绩效和关系满意。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结果及理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并给出相应的管理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中国内外需求的市场潜力研究——基于工资方程的边界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工资方程的市场潜力模型,利用我国省份层面1999~2009年的样本,经验估计了体现贸易需求的多层次(国际、国内和省份)市场潜力,发现其在东、中、西部存在阶梯型递减的发展趋势,内部总体市场潜力明显高于外部;市场活动的跨国和省际边界效应(市场分割)的相对程度影响内外需均衡格局;国内市场潜力的扩大有利于促进贸易的本土偏向;国际市场潜力则有利于贸易的对外导向。市场化推进有利于贸易本土偏向,纠正地方保护主义下的过渡对外导向;最后研究给出了内外需求双重推进的政策建议。     

数字情境下产品创新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

以数字情境下新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产品创新、投机导向、不良竞争和新企业成长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对北京、深圳、上海等城市的350份新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情境下产品创新积极影响新企业成长,即数字技术赋能新企业高效率整合内外部资源,以更好地发挥产品创新的推动作用;投机导向抑制了产品创新对新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即投机导向越高,产品创新的积极影响受到制约越强;不良竞争行为抑制了产品创新对新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即不良竞争行为越强,产品创新的积极影响受到制约越强。     

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受到关注，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成为目前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视角，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是否受到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手工收集2005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的毕业院校、曾工作单位、籍贯省份、专业协会成员等信息，判断独立董事与CEO是否存在私人关系，并计算私人关系广度和强度。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影响，探讨其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利用14 02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和代理变量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程度越深，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证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        利用中国公司数据，提供了新兴加转轨资本市场独特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私人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的价值效应。为独立董事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独立董事的关注点应从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转移到重视实质上的有效性。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因势利导”地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市场化进程下高管薪酬契约的业绩指标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政策更加偏重利润指标;与社会责任相关的非财务指标考核没有加强。事后的经济后果的验证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经理人与会计利润相关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而相关的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并没有提升。通过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的企业行为研究,说明市场化进程的确能够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但是不能促使企业承担更多安全生产、环保方面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