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服务业的发展状态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增强城市功能,提升城镇化水平。生活性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生产性服务业能加速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但我国服务业在比重、教育人才投资、服务业结构、服务质量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深化改革、消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扩大开放,合理布局,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增加科研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成了我国服务业发展当务之急。     

资本积累、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1978~2011年中国农业增长与资本存量的实证估计

利用永续盘存法和国民收入核算框架,论文对1978~2011年省际层面农业资本存量进行估计。基于此,论文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资本积累与深化特征、劳动与土地生产率、人地关系变化等,利用Griliches生产函数从生产要素与制度变迁两方面对农业增长因素与趋势特征进行实证。实证表明,转型期农业增长呈阶段性周期变化,在劳动力转移和人地关系未获根本性改善条件下,资本积累及其深化与制度创新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深化是农业应对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的自然响应,传统"过密型"生产方式正经历着转变,越来越倾向于节约劳动,逐渐跳出"只有增长没有发展"陷阱;不同时期要素投入和制度变迁扮演了不同角色,资本积累与深化在改革开放中前期不明显,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省份存在明显失衡,各时期制度作用差异性较大。论文认为,农业发展应从现代生产要素和制度创新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资本深化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条件下保证农产品供需平衡的必然选择,但必须适应人地关系,与劳动力转移相结合;另一方面,必须适时主动推进改革,在制度设计上保证农民以"国民待遇"和农业以平等发展机会。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5年):模型与实证

采用1978～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和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业部门产出贡献率和社会总产出贡献率分别为11.64%和10.21%;劳动力转移使自身生产率提高4.49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93%,其中贡献率主要来源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11.74%)和农村劳动力转入地(16.1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机理,一方面是产业效率差异带来产出差额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增长效应;另一方面是集聚效应和干中学等学习效应导致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带来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即效率效应。本研究既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也为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性提供实证结论。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金融创新应与新型城镇化并行

新型城镇化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增长潜力,是工业新型化、经济信息化、产业轻型化、服务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发展概念,是解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结构不优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谨防"城市化陷阱"城镇化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最大引擎,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风险,需要防范"城市化陷阱"。     

重构“铁三角”: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

1996年既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个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劳动力市场第一个阶段的调整保证了工资的低增长,而第二个阶段的调整加快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些都使中国经济发挥了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市场改革也使得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中国需要调整发展战略,使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利于收入均等,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

应用协整性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假设正规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基本机制下,检验了我国教育结构变量、总体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长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各教育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同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具有高等学历劳动力比重的增加大大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反之,经济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中、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我国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并且教育投入在不同教育层次、不同地区之间分配不均,最终导致教育投入的实际效用低下等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人力资本结构、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笔者利用我国1990~2011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单位根、协整方法,研究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劳动力再培训、劳动力身心健康、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均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不同的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最大。     

人口迁移、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在内生人口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口迁移变量,将劳动力结构内生化,探讨人口迁移是如何通过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次,在上述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中国2001～2015年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迁移通过改变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在数量上,改善了地区之间劳动力供需量上存在的不匹配问题;在质量上,重塑了中国各地区的劳动力结构,使得各地区劳动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重庆市各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重庆直辖十多年来,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重庆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的地区,教育的发展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发展也非常不均衡。本文按经济发展水平将重庆市划分为三个区域,分析三个地区的教育投资状况,并借助菲德模型和回归分析方法测算出各个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得出在目前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下,教育投资侧重于哪个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有效税率、投资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数据的经验实证

本文测算了我国劳动、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以反映这三种要素的真实负担情况,然后,利用结构VAR模型分别研究三种税率的结构性冲击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最大,短期内有利于投资率的增加,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增长;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短期效应为正,长期效应为负;对资本收入征税,短期内不利于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但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因此,我国税收政策调整的中长期目标应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为税基,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     

我国区域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能源输入省与输出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能源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较多,而以能源输入省与能源输出省为视角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基于我国能源输入省和输出省1986—2008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能源输入省和输出省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长期与短期而言,能源输入省和能源输出省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存在着不同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在最后提出了各自不同且有针对性的能源和产业政策建议。     

中国国情分析框架:五大资本及动态变化(1980-2003)

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世界银行的增长质量分析框架,提出新的基于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国情综合分析框架,界定了五大资本和总资本及计算方法,以此定量计算和分析了中国1980￣2003年五大资本和总资本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总量快速增长,增速大大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由于五大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导致总资本大幅度跃升;国际资本和自然资本对总资本的提升做出最大贡献。五大资本变动揭示中国大发展背后持续增强的多重驱动力,中国进一步的成功发展,需要继续实施加速积累和有效利用各类资本的综合战略。     

直接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的问题日益严重,大量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优化问题成为企业融资决策的普遍难题。本文致力于研究直接融资结构即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然后,基于2002-2019年间中国的相关数据,对技术创新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直接融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直接融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效应;直接融资结构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仍处于需要提高股权融资占比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分析

利用2001年至200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验证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基于宏观总产出方程与信息基础设施微观供需模型相结合的联立方程模型控制信息基础设施内生性,采用人均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测度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信息基础设施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复合增长效应的测算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但是信息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增长的贡献与经济增长的状况却存在反差.在西部不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全国水平,而中部各省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却低于全国水平.     

CHANGES IN CHINA'S WAGE STRUCTURE

Using a national sample of Urban Household Surveys, we document several profound changes in China's wage structure during a period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1992 and 2007, the average real wage increased by 202%, accompanied by a sharp rise in wage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analysis reveals 80% of this wage growth to be attributable to higher pay for basic labor, rising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and increases in the state‐sector wage premium. By employing an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framework, we account for the sources of wage growth and wage inequality amid fast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We find capital accumulation,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to be the major forces behind the evolving wage structure in urban China.     

二氧化碳排放、人力资本和内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并将二氧化碳作为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得稳态时经济增长速度、二氧化碳增长速度，分析了稳态时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双重目标的条件，证明人力资本可以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负效用，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参数校准等方法研究了稳态时各增长率的变动趋势。随后本文考察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后内生增长模型的动态性和稳定性，笔者分别通过相位图、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系统的动态过程，证明了系统的稳定性。     

中国外资需求的建模及协整分析

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利用外资的大幅增长,由引资规模、引资结构不当等原因引起的负面效应逐渐加大作用,它严重影响着我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了解我国利用外资情况,对我国外资需求进行深入的研究,建立合理的外资需求模型,对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进行计划决策,充分发挥外资的正面效应是非常重要的。     

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基于生产性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视角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两难悖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环境规制强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基于代际交替模型（OLG）,将环境规制、健康人力资本及生产性资本纳入分析框架,指出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当环境规制强度过高时,则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存在一个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通过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在我国存在这种显著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经济发展潜能与人力资本质量

本文以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测算为切入点,研究人均产出水平差异的成因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潜能问题。本文依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确定人力资本数量的"基准水平",推导得出人力资本质量测算公式。由此测算全球经济、7个经济区域、4个经济组织、73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质量及年均增长率,按照测算结果从总量和人均这两个层面对其经济增长进行核算分析。本文发现,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跨国差异能够解释人均产出水平跨国差异的绝大部分,这两种差异将长期存在,即使高收入经济体之间也未显示出趋同的经验证据。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人力资本质量水平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且其提升速率确已逐渐放缓。这一经济事实既决定了长期内中国仍将是发展中经济体,又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潜能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快速提升是中国经济实现潜在发展能力的关键,更是实现赶超目标的基础。而合乎数理逻辑、易于观测、在政策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好且空间较大的人力资本质量提升途径是消费产出比的扩大。本文预测,若将中国经济消费产出比在未来30年内平稳扩大至2017年美国经济的0.865,仅此就能确保中国最晚可于2027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同时,若能辅之以成熟度不断提高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将政府支出侧重于持续优化整个教育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基础研究,或将缩短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和领先经济体的时间进程。本文预测,若人力资本质量提升的年均率额外再增加1%,2024年,中国就可跻身高收入经济体;2049年,人均产出水平接近5万美元,达到美国的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