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规则视角下的中欧汽车贸易纠纷——论欧美国家对中国违反GATT1994第3条的指控

目前中国和欧美国家之间的汽车贸易纠纷已经进入WTO专家小组程序。欧美国家提出的一个指控是我国《汽车发展政策》和《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等法规违反GATT1994第3条的规定。通过分析后认为:我国的上述规定并不具备违反GATT第3条第1款、第2款、第4款和第5款的构成要件,因此欧美国家的这一指控是毫无法律依据的。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无过错责任

自《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第3款奠定了我国侵权法的归责体系之后,到《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我国侵权法的归责体系定位在以过错责任为中心、无过错责任为例外的基本格局中。无论是学术理论还是实践中的司法判例,都几乎毫无例外地将过错责任称之为“一般侵权行为”,而无过错责任被称之为“特殊侵权行为”。     

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特殊防卫”条款的激活——以“反杀案”为切入

长期以来,司法机关一贯热衷于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防卫过当规定,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特殊防卫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处于虚置状态。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受以往司法观念束缚的思维定势影响以及刑法第20条第3款存在立法瑕疵所致。该文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陷入了就事论事的误区,没有坚持就事论理。以往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刑事立法规定是运行就事论事的算法,现在刑事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3款是运行就事论理的算法。事是实在的,理是重要的,以就事论理为视角才是激活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根本法则。以就事论理为视角讲究以动态的眼光回顾案件全过程,重在阐明法理,力图获取可接受的合理处理结果,进言之,就是优先考察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前提。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第20条第3款激活的路径是:坚持刑法第20条第3款在法律适用中的第一位次,回归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初衷,坚持特殊防卫人优越利益的立场,重新厘清"行凶"的含义,准确理解特殊防卫中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走出侵害人侵害与反击人反击双方数量相等的误区。     

略论行政诉讼法与城乡集市贸易管理

行政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法律部门,它和民事诉讼法(试行)、刑事诉讼法一起,构成了我国三大程序法的基本体系,是我国法制建设上的一件大事。 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截至目前为止,已公布的工商法规194件,除经济合同仲裁条例属程序法外,其余基本上是实体法,但也有混合体。 行政诉讼法与工商行政管理的城乡集市贸易管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所作出的特定处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具体行为,是受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行政诉讼法第二章第十一条八款就有七款涉及工商行政管     

论《网络安全法》中的从业禁止

《网络安全法》第63条第3款设置了针对网络安全犯罪行为的从业禁止制度。通过对刑法第37条之一第3款“从其规定”的适用,《网络安全法》中的从业禁止实现了相同期限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和前科附随后果的综合。个人违反《网络安全法》第27条规定,受到刑事处罚的,应区分是否利用职业上的便利,作出不同的处理;单位违反《网络安全法》第27条规定,受到刑事处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只根据《网络安全法》中从业禁止的规定产生前科附随后果。     

预约合同的认定及其违约责任——基于《民法典》的体系化构建

《民法典》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体系效益，为体系释法奠定了重要基础。预约合同作为一种灵活的法律工具，在日益复杂的交易过程中可发挥更大功能，预约合同规则体系的建构需要以更大限度的应用为导向。拘束意思、内容确定性、缔约意图是判定预约合同成立的标准，三者之间呈现一定的顺位性与层次性，以此标准将意向书、预约合同、本约合同作出清晰界分。基于预约合同内容确定性，预约合同可分为简单预约、主观障碍型预约、客观障碍型预约和完全预约。通过对预约合同的类型区分，完成对预约合同的体系建构。从请求权规范的整体视角看，《民法典》第495条预约制度和第500条缔约过失制度并不存在竞合问题，只存在适用衔接问题，可经由类型化进路，确定不同类型预约合同的具体的效力与违约责任。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给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带来了挑战。通过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概念和基本构成的阐述,剖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自身的缺陷逐步显现,如何科学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成为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基于此,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契机,分别从制度与执行能力两个方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选择。     

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之研讨

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对原《税收征管法》第56条第1款作出了修改,但是,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在修改时忽略了对经济困难、没有能力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并且忽略了在此时对税务机关对他们的征税行为的监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必须再作修改,应当允许经济困难、没有能力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提交经济困难说明,然后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刑法解释论视野下的“证明责任”研究——从刑法第338条与第292条第2款切入

刑法解释与证明责任具有一种值得玩味的契合关系。为了在具体的解释论中寻求证明责任问题的妥当解决,刑法第338条和第292条第2款被置于切入点的地位。查证刑法第338条之罪,对间接结果认知的事实不属于司法者证明的内容;适用第292条第2款,对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在事实认定上各有不同要求。     

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之研讨

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对原《税收征管法》第56条第1款作出了修改，但是，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在修改时忽略了对经济困难、没有能力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并且忽略了在此时对税务机关对他们的征税行为的监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必须再作修改，应当允许经济困难、没有能力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提交经济困难说明，然后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论刑法中的特殊防卫

针对目前刑法理论界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不同观点 ,在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以刑法基本理论和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为根据 ,明确提出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 ,是我国新刑法在原有的普通防卫制度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一种新的防卫制度特殊防卫。通过对特殊防卫概念的分析和对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的论述 ,力求统一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理解和认识 ,以利于实践中正确把握和适用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理认知、制度功能与程序构造

随着恶意诉讼等诉讼欺诈行为的日益增多,第三人权益的保护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因此,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增设了旨在保护第三人民事权益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由于该制度并未被多数国家立法所选择,且我国的立法仅用一款对其进行粗略的概括,从而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质疑甚至批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立有其正当性基础,是对现存第三人救济体系的完善,但应在尊重第三人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注重相关制度的协调配合和规则细化。从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产生的背景、法理认知等方面阐释选择该制度的正当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系统化建构的设想。     

特殊防卫权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20条第3款确立了特殊防卫权,对此要从法条内部的关系和立法精神来理解.其实质是一个提示性规定,其内容属于刑法第20条第1款的一部分,并受第2款的限制;它并不是多余的法条,蕴涵着深刻的立法精神.一方面它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这并不会导致防卫权滥用,因为特殊防卫权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它提示司法人员调整执法观念不要再轻易地把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案件定为防卫过当,也不应要求防卫人承担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举证责任.     

司法解释的功能及局限--以法释[2004]1号第3条为研究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 1号)第3条将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规定的法定许可使用的适用范围扩大于网络环境之下.法定许可属于对著作权的一种限制,应作严格解释,不宜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否则将对权利人造成过多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的该项司法解释超出了司法解释的功能范畴,无法证成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我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的若干问题解释第四条自出台后就有许多争议,争议的实质在于对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解释问题。从公司法规范的主体、立法目的和对该款法律性质的分析应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基本上是合理的。     

帮信罪”与诈骗罪竞合前罪优先适用的反思

“帮信罪”与诈骗罪竞合前罪优先适用的结论，面临论证前提是否可靠、论据是否详实、因果论证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的质疑。虽然理论界对法条竞合的种类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从法条竞合的各种特殊关系来看，可以将其分为立法上的竞合和评价上的竞合。“帮信罪”与诈骗罪是法条竞合，不仅具有可靠的前提、详实的论据，而且论据与结论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是认定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一般性规定的特别规定，两者是包容性重合关系；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解决了同一网络帮助行为“帮信罪”与诈骗罪不同定性造成的罪刑不均衡问题，与《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契合。在适用这一规定的过程中不能唯重罪定罪量刑，需要依据相关规定综合判断。     

精神鉴定的可反驳性——对《刑法》第18条第1款的防卫

《刑法》第18条第1款赋予完全精神障碍者刑事豁免权,然而,作为其载体的精神鉴定本身饱含不安定性而留有重大缺陷。一种有残缺的实体依据不应成为封闭性条款的铁律,而必须具有抽象理念意义上的可反驳性。作为对精神鉴定的防卫,主张削弱精神鉴定的实体法上的效果,将《刑法》第18条第1款由豁免型条款修正为可以型的减免条款,打破封闭性,以减少缺陷的放大所带来的波动效应,从而建构可反驳空间。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概念、类型与制度成长

党内法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结合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过程,对"什么是党内法规"这一"元问题"进行回答是党内法规研究的起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从党章开始,它衍生出了党纪、党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法治体系等诸多概念。在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构建过程中,"党组织的结构""党组织的功能"和"党内法规制度"三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模式,清晰描述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成长逻辑。因而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建构中需要同时关注其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内涵,并在国家法治相关制度成长中不断完善。     

论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解读及其他

围绕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对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宽严不等的两种解读.严格论者主张缩小地方设定权,而宽泛论者则认为应当作适度的扩大.两种解读都面临一些诘难.一种可能的策略是适度宽泛地理解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并以"不抵触"原则和<行政许可法>有关条款精神予以必要的约束.     

特殊防卫权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 2 0条第 3款确立了特殊防卫权 ,对此要从法条内部的关系和立法精神来理解。其实质是一个提示性规定 ,其内容属于刑法第 2 0条第 1款的一部分 ,并受第 2款的限制 ;它并不是多余的法条 ,蕴涵着深刻的立法精神。一方面它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 ,这并不会导致防卫权滥用 ,因为特殊防卫权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它提示司法人员调整执法观念 :不要再轻易地把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案件定为防卫过当 ,也不应要求防卫人承担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