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对策

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9.48％,农村居民为6.92％,城市居民为13.80％;东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2.81％,西部地区为6.93％,中部地区为7.10％;女性健康素养水平为9.73％,男性为9.23％.以知、信、行为导向,城乡居民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为20.42％、基本技能素养为12.47％、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为10.62％.以健康问题为导向,城乡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11.59％、传染病防治素养17.12％、基本医疗素养8.30％、安全与急救素养43.53％、科学健康观素养32.12％和健康信息素养18.46％.调查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存在城乡、地区和人群差异.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水平、差异及影响因素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健康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一国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为测算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结合国内外健康素养的测评方法,从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医疗保健三个维度出发,创新性地设计了“北京大学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网络调查问卷”,并面向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受访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随机抽样与问卷调查。基于调查结果,对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和人群差异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考察不同维度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居民具备一定的健康素养(71.41%),但具备较高健康素养水平的人群不足三成(25.07%)。分维度看,疾病预防(25%)与医疗保健(21%)维度中具备较高健康素养的人群比例较低。分人群看,健康素养得分较低的人群主要包括男性人群、60岁以下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自家农业生产经营人群与非农自雇雇主、农村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群。研究结论表明,重视预防保健、关注文化程度较低人群的健康教育、关注劳动力...     

流动时代的健康中国: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北大核心CSSCI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背景下,流动人口在健康层面仍存在诸多不平等。本文立足社会因果论的结构性视角,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影响,并以二分类概率单位回归模型(BPR)和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来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素养对流动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法(Ⅳ)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以得出稳健结果。计量结果显示以教育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健康素养对其健康结果亦有显著正效应,健康素养越高者,其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慢性病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小,由此在统计上验证了健康素养是理解社会结构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在此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及相关政策因素对于流动人口中的两个核心群体(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的差异化因果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教育与收入以及社会政策维度的本地健康档案建制对于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呈现出差异化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验证了强化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对减少其流动经历中的健康损耗以及提高其健康水平的作用;同时刻画出上述机制在流动人口的两个核心群体间的异质性。     

健康素养促进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健康的影响

低收入家庭儿童健康促进是政府、社会以及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0年共6期追踪数据，借助多时点DID模型考察健康素养促进示范县建设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健康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具体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健康素养促进示范县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生长发育、显著减少重度低体重问题；其作用途径主要包括改变健康态度、增加预防性医疗服务利用和促进健康行为。健康素养干预不仅有利于提高健康投资效益，还有利于促进健康公平。通过提升健康素养，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早期健康发育，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健康改善效果，实现“健康中国”发展目标。     

全媒体多层次开展宣传教育 努力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卫生计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实现防控疾病、促进健康的首选策略。陕西省以宣传教育为先导,利用全媒体推出“百姓健康”系列健康教育栏目,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观,培育良好生活方式,努力实现不得病、少得病、晚少病。统一思想坚定办好栏目信心长期以来,全社会重治轻防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作为一级预防措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据2012年监测,陕西居民基本健康素养水平仅为5.5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8%。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     

健康城市试点政策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来自CHARLS数据的证据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健康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健康城市”试点政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健康城市试点政策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政策实施后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提高、患慢性病的可能性下降、抑郁情绪得分降低、日常活动需帮助的可能性下降、医疗费用减少。异质性研究发现，健康城市试点政策对城镇老年人和低龄老年人的健康促进作用更强，在空气污染水平较低、行政等级较高、养老和医疗卫生设施较完善的城市健康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健康促进效应主要通过“设施适老化改造”和“服务适老化供给”等机制产生影响。据此，文章建议进一步扩大健康城市建设范围，采取差异化的建设方案，充分发挥健康城市创建对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     

家庭发展能力的促进模式——大连“健康家庭促进计划”实践

2004年4月,大连市以＂公共＂、＂民本＂为理念,启动以生育、生命与健康幸福为主题,以人为本、以需求为导向、以家庭为基点、以健康促进为手段、以健康家庭指导站为纽带,围绕生命全过程,面向全人群的基础性、综合性、公益性和拓展性的公共服务品牌＂健家计划＂。在两个周期7年实施运行中,全市各区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参与了＂健家计划＂的推进和实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辽宁省依托计生服务机构，积极开展家庭健康促进计划和婴幼儿早期教育

自2007年起,辽宁省启动了家庭健康促进计划。其内容是：以家庭及其成员为对象,以计生服务机构为平台,以拓展计生服务机构服务功能、加快干部队伍职业化建设为手段,以政府投入和政策导向为保障,以开展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信息咨询、技术服务和健康指导为内容,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健康的同群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对健康的同群效应以及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显示:(1)社区平均健康水平对个体的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平均健康水平每上升1个单位,个体的健康水平将会提高48.1个百分点;(2)健康的同群效应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相比于男性和老年群体,女性和年轻人对社区平均健康水平的反应更加敏感;(3)进一步研究发现,社区平均健康水平的改善不仅能在潜移默化中降低个体的风险行为,同时能够促进个体积极主动的寻求健康行为,进而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平。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旨在合理规范和有效促进国民健康水平的有关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同群效应的重要影响及其性别、年龄差异,以充分利用健康的同群效应,最大化国民健康收益。     

健康动态谱：一种研究非自愿移民群体迁后健康轨迹的新思路

笔者通过对国内外几种有关“非自愿移民”的定义、分类模式和政策取向的分析,发现在这些方面均缺乏对非自愿移民群体健康期望的描述和对该群体健康失衡问题的关注。笔者认为这导致了相关政策中对非自愿移民群体成员健康失衡补偿的缺失,由此提出对非自愿移民群体健康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笔者还提出了“健康动态谱”的概念及其调查方法以补充以往的研究模式．希望此种方法的实践结果能为非自愿移民群体的健康研究及补偿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推进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现状与发展

随着人们对性别不平等在性关系和生殖健康领域所起作用的认识的提高,男性参与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世界各国对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的兴趣和承诺在1998年达到高峰。     

健康干预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中老年人将成为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健康状况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健康促进工作应该从中年人做起。为了探讨健康干预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2011年和2015年中日家庭保健项目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双重差分法计算健康干预项目的净效果。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健康干预后,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知识、态度观念以及行为表现等方面均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健康干预使中老年人对血压知识、糖尿病知识的知晓率分别提高了29.3%和20.3%,对定期检查身体和饮食营养搭配的认同概率分别提升了10.9%和19.1%,近期体检行为和参加体力劳动的概率分别提升了20.6%和7.9%。健康干预对受教育程度较高、自评健康状况较好、在婚状态的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改善效果更佳。中老年人的健康干预项目符合"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要求,是卫生计生部门整合的有益探索,能够改善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以后的健康干预项目中需要对中老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不断提升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保障他们晚年的生活质量。     

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 2011年数据

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调查数据,研究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抑郁情绪均有显著影响。社会活动参与越多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表现得越好;抑郁情绪也越少。可见,社会活动参与能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活动理论的观点,即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可以增进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此外,本文还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医疗保险、吸烟、喝酒等变量均对老年人健康有显著影响。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活动理论与压力应对理论,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GMM等模型,分析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参与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综合健康状况,同时抑制了基本活动功能、工具性活动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受损,降低了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2）劳动参与、志愿参与、娱乐参与等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均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3）机制分析表明,社会参与可以显著缓解近期和早期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冲击;对经历多种负性生活事件、近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老年人效果尤为突出。（4）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会参与对高龄及居住在农村或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健康提升效果更明显,不同社会参与类型对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健康促进效果存在异质性。文章认为,应重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努力发展老年志愿事业、加快完成社区适老化升级,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环境建设与制度保障,逐步构建起老有所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战略目标。     

健康预期寿命国际比较及中国健康预期寿命预测研究

健康预期寿命由预期寿命衍生而来,是人群保持完全健康状态尚能存活的期望年数,是评估人群健康水平的指标。健康预期寿命既能反映生命数量(长寿水平),又能反映生命质量(健康程度)。世界卫生组织在《1997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呼吁在关心预期寿命的同时更要重视健康预期寿命,随后与健康预期寿命相关的国际研究、国际政策的战略规划逐步推广该指标的应用。目前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健康预期寿命研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本文系统梳理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健康预期寿命发展状况,根据发达国家健康预期寿命发展特征,采用健康预期寿命年均增加法和健康预期寿命和预期寿命差值法,对我国2020年及2030年健康预期寿命进行推测,为我国制定"健康中国"发展规划提供对策建议。2020年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为69.2岁左右(69.1⁶9.4),其中男性为67.2岁左右(67.169.4),其中男性为67.2岁左右(67.1⁶7.4),女性为71.3岁左右(71.167.4),女性为71.3岁左右(71.1⁷1.5);2030年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为70.9岁左右(70.671.5);2030年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为70.9岁左右(70.6⁷1.2),其中男性为69.1岁左右(68.871.2),其中男性为69.1岁左右(68.8⁶9.4),女性为72.7岁左右(72.469.4),女性为72.7岁左右(72.4⁷3.1)。建议将健康预期寿命的发展纳入中国2030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指标,建立中国健康预期寿命的监测指标体系。     

男孩偏好与儿童健康的性别差异:基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环境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营养与健康1991年和2000年的调查数据,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环境下分析了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通过实证比较农村总体儿童、"一孩半制"生育政策地区儿童、以及遵守"一孩半制"生育政策家庭的第二胎儿童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本文分析了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性别差异的影响.我们发现,从1991年到2000年间,整体农村儿童健康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但是在特定情况下,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依然显著.     

失地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风险的影响分析

文章使用2003～2007年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行为加大了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显著低于有地农民的健康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征用农村土地时补偿政策不太合理。只有完善现行的征地补偿政策,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增强失地农民的收入获取能力,才能提高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     

实施健康家庭行动 保障中国家庭幸福简

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家庭的健康、和谐与发展,而一个群体的幸福一定离不开群体中每个家庭的幸福。在一个以民生为主导的国家政冶框架中,家庭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家的法律、政策在满足国人个体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同时,应该把民生政策的重点逐步导向家庭,养富于家,养心于家,藏发展潜力于家,加快建立完善家庭发展的政策,以亿万家庭的稳定促进社会的稳定,以亿万家庭的发展助推国家的发展。     

子女教育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的机制及其异质性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Logit计量方法考察子女教育对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女教育提高1年,老年父母健康状况改善的可能性显著提高4.28%,异质性检验发现这种影响不存在城乡和性别差异。基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将子女教育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的渠道归纳为资源转移、健康行为和社会性支持,结果发现:子女教育主要通过向父母转移资源和帮助老年父母优化健康行为习惯来改善父母健康,未能通过社会支持渠道产生健康促进效应。其中通过资源转移渠道和以适度饮酒、运动及休闲为代表的健康行为渠道分别解释了子女教育对老年父母健康促进效应的27.78%和9.78%,提高资源转移能力是子女教育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的主要渠道。在我国老龄化背景下,需要重视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促进作用。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拓展社会支持渠道,降低父母对子女的资源依赖,并加强健康教育,优化健康行为。     

退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近几年我国政府不断释放延迟退休的政策意向,但该政策对健康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工具变量,研究退休(指需要办理退休手续)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显示,退休对自评健康、抑郁和认知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且对女性、教育程度较低、45⁵4岁的人群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对影响路径的分析表明,退休会通过显著减少人们的社交活动和休息时间来危害健康。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退休对健康有负面影响,延迟退休有助于优化人们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水平。这从健康角度为延迟退休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