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特点

较之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有人把九十年代的“文化热”或“国学热”称之为“第二次文化热”.从时间顺序上说,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延续.第一次文化热,已如上述,讨论的核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次文化热,从范围上说,也未脱离这个核心.不过,第一次注重讨论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第二次更加注重传统对现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第二次文化热公开亮出“国学”旗号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第一次文化热注重的是认识,第二次文化热注重的是对认识的反思.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新“文化保守主义”者悄然登场了,大有愈演愈烈之热.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文化条件,目前理论界大多只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则很少有人问津。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植根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这块基地之上,其主要创建者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她的产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有人认为,邓小平因早年出国所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思想,受传统文化影响不大。还有人以邓小平的著作几乎没有引用过传统文化典籍为据,来印证这一点。理论界对此也研究甚少。其实,邓小平作为一位深受民族文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具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     

中国近代服饰变革与古代服饰变革之比较

中国近代服饰变革作为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内容,是具有革命性特征的：它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一次革命,标志着历经几千年的服饰等级制度在中国彻底消亡;它是对保守封闭的中国传统思想的一次革命,标志着“夷夏之防”彻底消除,西方服饰文化在中国的制度上确立了地位;它是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一次革命,标志着中国服饰审美文化与世界服饰审美文化接轨;它是对服装制作技术的一次革命,催生了中国服饰史上第一个制作服装的流派——红帮。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有人认为，邓小平因早年出国所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思想，受传统文化影响不大。还有人以邓小平的著作几乎没有引用过传统文化典籍为据，来印证这一点。理论界对此也研究甚少。其实，邓小平作为一位深受民族文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具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     

传统文化评价的标准与当代文明建设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对它的研究却有点争论混乱，缺乏统一的规则。对它乃至对整个文化的理解和把握都存在着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有些所谓的“文化研究”往往上升不到价值评判的高度，仅仅在低层次的文化现象上徘徊，没能把握住整个文化的全貌和实质。“传统文化热”不但没有廓清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反而把问题搞得更乱了，而原来基本上达成共识的问题也变得认识模糊起来。因而，对传统文化的清算也变成了一笔糊涂帐。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解释为“重构传统”甚至“重建传统文化”，把“…     

论传统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七十年来,在文化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头脑。从这一角度看,传统文化问题已成了新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症结。有人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或者说对传统的清算(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封建文化与传统之间往往是划等号的)还远不够彻底。于是他们说,现代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一些人甚至断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其发生的根源上,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生长出或(经过调整而)适应于现代工业社会。因此,近年来伴随文     

跨文化的诗学复古——解析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诗学流变

东方美学的神髓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创造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艺术体现了中国古代诗人的美学追求,其创作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独特审美观照。这一在东方文化革新运动中没落的诗学诉求,却在美国的新诗运动中又一次被激活,完成了诗歌在本源意义上的一次对传统的复兴。意象派创始人庞德在现代中国的诗歌创作中,找寻到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和诗歌创作的原始因子。西方“意象派”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艺术借鉴彰显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互渗与共融,也体现了传统资源对于构建现代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艺术设计早熟特征探微

艺术设计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把自己的意志附加于自然界之上,用以创造人类使命的一种广泛的活动。中国传统艺术设计在文化的影响下具有早熟的特征。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早熟性,在“软件”上表现为,思维方式上直觉发达;在“硬件”上表现为以生产为目的经济文化萎弱,不合时宜。早熟是一种不成熟,我们应该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其成熟因素中寻找现代艺术设计的切入点,并努力将其从早熟引向成熟。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吗?——与荣伟同志商榷

《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上刊载了荣伟同志《中国传统文化再批判三题》一文。(下文简称《三题》)所谓“三题”,一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二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三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文精神”。事实如此吗?我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这样简单地否定。在此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荣伟同志和其他师友。     

反传统与先驱者的文化选择意识

包括文学革命在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传统的运动。无数革命的先驱者在这一运动中表现了“扎硬寨,打死战”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他们的“勇敢与坚定”,“正象征了一个时代的‘前夜’的光景”。但是,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不是脫离特定历史环境而存在的抽象模式。內部素质的复杂结构和长期存在的矛盾运动,使传统文化成为一个稳定而复杂的综合体。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凝固的板块。在外来思潮冲击下产生的反传统斗爭,本身就必然包含着对传统文化反思性的批判。七十年前爆发的那场反传统的斗爭早已过去了。但是,封建传统文化力量巨大惰性的残留,却依然如幽灵般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啮噬着人们的灵魂。     

论晚明思潮——一个反儒文化断层

自“五四”以来的几次“文化热”中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把儒文化传统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最近出现的“第三次儒学复兴”论就颇具代表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儒、佛、道三个基本系统数千年中流传不衰,各有渊源与演变,相互间有冲突与交融。明末以降,又逐渐渗入西方文化,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景观。如果把儒文化传统当作传统文化,就必然局限研究的视野,难以达到总体的宏观把握。文化发展有断     

传统与现代——土家族哲学现代化运动的哲学审视

自15世纪以来,土家族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哲学转型：第一次是“脱蛮入儒”,在土家族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即以儒学文化为根本精神的中原文化传统,这一转型在改土归流后得以实现;第二次是全球性现代化推动的土家族初步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形成了解决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问题为主题的各种哲学思潮;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的哲学自觉,逐步谋求自己的哲学建构,并有了一些新的成果。文章强调的是转型过程,这一过程表明的是土家族不断趋新的文化精神。     

一碗热粥的慈善效应

什么是慈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慈”就是“爱”的意思。有人说，善行无论多么渺小都不会被浪费；有人说，慈善是一道飞架在天边的彩虹，使满目阴霾的人见到世界的美丽；有人说，慈善是一片照射在冬日的暖阳，使饥寒交迫的人感到人间的温暖；还有人说，慈善是出现在沙漠中的泉水，使面临绝境的人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     

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文化特征和实践指向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体现在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激活,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赋予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重要元素,塑造出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成为中国道路文化根基的新时代夯实。其中,连续性赓续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根脉,创新性决定了中国道路的时代特色,统一性凝聚了中国道路的前进力量,包容性体现了中国道路的多元取向,和平性突出了中国道路的世界理念。作为新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解决时代课题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和创新性实践指向,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胡适中西文化观的特征

胡适是誉满世界的学者。他在“五四”西潮东来的新文化运动中鼎力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现代化的转型。在中国近现代三次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胡适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西方先进文化的洗涤和冲击,弃其“惰性”,取其“朝气”,尚存“精华”。有的史家仅从单一的视角来评价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把他定为“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以为这是有失公允的。     

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传入: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明中叶到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全面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外来文化的冲击必然引起,传统文化结构的震荡和改变,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互矛盾、冲突、融合、吸收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本文考察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比附”、“冲突”、“融合”的三个阶段,探讨了中国文化开放型的特点。“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从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许能吸收一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教益的东西。     

“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批判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魂”。近年来,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出现了“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的错误倾向。研究认为,“以儒代马论”企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去“儒化”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以马废儒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脉; 两者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都是根本错误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真正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对全球性的现代性文明危机提出得以解决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才能使中华文化实现现代化,真正复兴到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书品”与“人品”关系解读

书法品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书法品评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书品即人品”,甚至把影响“书品”的某一因素夸大为决定“书品”的唯一根据,这显然受到传统封建伦理文化的影响;而有人在否定“书品即人品”的同时,也否定了“书如其人”的命题;也有人认为“书如其人”,然而又缺乏有力的论证和说明。实际上,“书如其人”的命题构成了“书”和“人”两极多元多向度关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书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只是“书”与“人”关系系统中的一种关系,而决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书法品评中,“书品”与“人品”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书”和“人”关系的各种问题都能从这一关系系统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由儒、释、道三家揉合而成 ,看似多有分歧、对立之处 ,实质上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统一 ,即在思维的最高层次上都强调“一”和“中”的理念 ,“一”与“中”正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东西方文化相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偏于向内的阴性思维模式 ,重觉性 ,带有艺术特征 ;西方文化偏于向外的阳性思维模式 ,重理性 ,富于科学品味。觉性与理性是人类进步的双腿 ,中西文化互补、融合、汇流将成为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