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聚落的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

自仰韶时代中晚期起,中国远古聚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聚落的规模还是聚落的数量都有明显的扩展。与之同时,聚落之间以及聚落内部家族间的分化也急剧扩大,中心性聚落崛起,聚落内部的平等式格局也被打破,到距今4500年左右,也就是龙山时代到来之后,远古聚落逐渐被新兴的城邑和其周边郊野的村落所取代,新兴城乡二元结构登上历史舞台。     

广西边远地区城镇化困境及对策

边远地区发展滞后与其聚落模式有着密切联系.边远地区人口规模小、人口密度低,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经济,不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同时,其聚落模式不利于基础设施建设,限制社会公共资源的利用,对农业产业化及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成为城镇化进程的阻滞.因此,区位规划及社区的有序发展、产业集聚及山区工业化、人口集聚与土地集约需求是边远地区城镇化的可行性选择.     

宁夏地区明长城军事防御聚落的修筑特点与演变

明代出于军事防御需要,在西北地区修筑了数千公里的长城,其中在宁夏地区设立了宁夏、固原两座军事重镇及大量军事聚落对长城进行守御及管理。在严格的军事制度管理之下,这些军事聚落有着鲜明的层级结构。各层级聚落有着独特的修筑特点,聚落的选址受到水体、地势、长城、风水理论及军事活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城池规模、形制及内部功能布局也因层级及军事战略地位等不同而各有不同,越高等级的聚落位置越适中,规模越大,形制越完备,功能越完善,布局越合理。在明代之后,大多数军事聚落被延用下来,但因各种因素,有些聚落发展成为大中型城市,有些发展为乡镇、村落,有些被旅游业开发,有些则已废弃。对这些聚落的修筑特点及发展演变的研究,对于西北地区的城市规划及古城遗址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商代聚落体系及其成因探析

商代的聚落体系是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分布形式构成的.不同等级的聚落之间存在主从、隶属关系.商代聚落体系中的聚落共由三级管理中心和四级聚落所组成,它们组成的多级管理机构共同维系着商代社会的完整,并组成统一型的复杂社会.聚落群的形成显然是由于各中心聚落的建立并伴随大量人口的迁徙形成的,反映了商王朝对外势力扩张的趋势及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攫取.金字塔式等级体系垂直管理、横向集群分布的商代聚落体系的形成,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商代社会贡赋经济形态等社会因素决定的,二者构成双向互动的关系.     

试论农村聚落的功能与适宜规模——以延安安塞县南沟流域为例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定量推算与理论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农村聚落功能体系的分析,将聚落功能分为必要功能和非必要功能,进而通过功能的"经济门槛"分析,探讨了聚落适宜规模的确定方法.以安塞县南沟流域为例,论证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聚落规模达到2000人以上才能健全聚落功能.并认为城乡聚落功能的完备程度是城乡差别最突出的表现,聚落功能的完善与聚落适宜规模之间存在着客观联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城市与聚落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城市及其发展水平,主要是通过都城规划布局与都城制度反映出来的。曹魏建立五都之制,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一个创举,其中邺城的都城布局对后世影响甚大。北魏洛阳无论在都城规划、城市布局等方面均体现出承传、变异、创新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以"村"为代表的新型聚落形态遍布于中原大地,成为除了城镇之外在乡村中最清晰可辨的实体。村的形成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从聚落到村落的演变,这是社会常态下的自然演变路径;二是从屯田、坞壁到村落的演变,这是社会动乱状态下的非自然演变路径。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述两个路径既互相交叉,又各有其阶段性特征。     

西递建筑景观演变机理研究

自1986年西递发展旅游产业以来,其由传统农业村落转变为旅游型村落,政府、本地居民、资源禀赋、消费需求等多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建筑景观呈现出:功能旅游化、建筑现代化、建筑聚落景观稳定性发展的特征。     

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历史变迁初探

对张谷英村落体系的空间结构变迁过程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利用张谷英村落遗产价值.根据实地调研与张氏族谱资料,我们发现张谷英村落发展变迁历程可分为村落肇始、龙形村落阶段、双核心村落体系阶段等三个阶段;元明清之际的人口迁移、历史时期张谷英村落地理环境、内化的宗族观念与风水思想等是张谷英村落体系变迁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的着力点在于张谷英村落的人地关系,在传统农耕时代的人地关系中,"人"是通过宗族组织起来的人,即张氏宗族:"地"即为张氏宗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土地的占有与利用是人地关系矛盾的焦点,传统农耕时期的村落活动半径决定张谷英村落必然由集中走向分散.最终形成双核心村落体系.     

牧区农业化过程中的聚落组织──内蒙古赤峰市三爷府村调查

牧区农业化过程中的聚落组织──内蒙古赤峰市三爷府村调查刘援朝我们所调查的村落是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方向１００公里的三爷府村，它隶属于翁牛特旗巴嘎塔拉苏水哈日敖包嘎查（汉名：黑塔子嘎查）。这是一个在草原上形成的农业聚落，它的四周是坦荡的荒野，只有村东头...     

近代东北地区汉族家族社会探究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汉族家族共同体。由于东北区域开发较晚,与关内相比较,东北地区汉族家族代际短、规模小、族产薄弱、祠谱粗陋、祠堂不普遍。随着汉族家族的别居、移入、迁出,家族居住形式由单一家族型、多姓亲族联合型,发展为杂姓混合型。尽管家族形态和规模小,但仍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管理特点:族长是"一族中之领率";以"习惯法"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祭祖以墓祭为主,且很简单;族权对家族村落政权存在一定程度的渗透与控制。     

从乡土到农村: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的重要转换

“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小说”是两个包含着不同价值取向和历史形态的文学史范畴。它们所对应的文学创作,分别指涉着两种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但在实际使用上却存在范畴边界消弭的倾向,在以“乡土”覆盖“农村”的情形下,产生了“乡土文学”的指认焦虑。而在具体探究这两种文学史范畴的差异与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置换,喻示着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的重要转换。具体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作为异质性因素的“他者”的进入;即阶级关系改变了乡土社会原有的人际格局,从而使文本地相应呈现出一种变貌。     

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消失与保护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和城镇转移。在此过程中,传统村庄人口数量锐减,老龄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占据了村庄人口的主要部分。即使这样,在农村剩余人口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有着强烈的进城意愿。因此,传统村落将面临人口数量逐渐减少,结构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一些地区出现了传统村落的消失。传统村落承载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与优秀文明,如果任其消亡,可能导致众多非物质文化的丢失与遗弃,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村落承载的历史传统文化应有选择地进行继承和发展。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人口流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8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村寨的人口流动数据资料,将其分为推力拉力不足类型、推力拉力共同作用类型、文化风俗影响类型、开发程度制约类型、开放程度推动类型、跨境收入拉动类型6种,对其人口流动的特征、规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     

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对贵州省农村的实地调研分析

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融资机制的制度基础。对贵州省7个地州市9个县31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结果显示,贵州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会计人员选聘机制不合理,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民主监督职能弱化,审计监督乏力;村级债务较为严重等。为了切实提高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水平,必须扎实推进"村财乡代管"制度,改革村级财务人员选任模式,健全民主理财监督制度,加强村级财务审计监督,并努力化解村级债务问题。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大学生“村官”计划可持续发展模式思考

运用文献综述、调查访问、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阐述了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必要性,分析了该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大学生＂村官＂所学专业与实际工作对接难,对农村的情感培养慢,生活实际问题解决难,各级政府激励指导不到位等。构想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了培养＂本土化＂的大学生＂村官＂,高校定向培养大学生＂村官＂,引导大学生＂村官＂树立在农村服务的意识,健全和完善保障制度等促使大学生＂村官＂计划可持续发展的最实际、最有效的措施。     

卫家坡古民居的资源特色及保护开发

河南孟津卫家坡古民居是该村卫氏家族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建造的住宅,布局严谨,雕梁画栋,留存的匾额、石碑等文物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艺术价值,且具有历史的延续性。由于各种原因,目前该村古迹毁坏严重,保护开发又面临意见不统一、人才及资金短缺、竞争压力大等困境。应抓紧对古民居进行抢救性修缮,同时美化周边环境,挖掘自身文化内涵,与高校及学术界、文化界联手打好文化牌。政府应对此进行科学规划,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形成全民参与的保护与开发局面。     

村委会选举中的派性政治——以资源型村庄为例

文章以资源型村庄为例,对在村委会选举中基于松弛的家族关系上发展起来的派性政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村委会选举运行不规范的村庄,派性政治的消极作用表现更明显,导致上访不断、村民政治冷漠以及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为此,政府要建立健全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制度、村庄民主选举制度以及规范村庄派性政治,以促进村委会选举公平、公正的进行。     

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区村制探析

盛世才执政时期,区村制在新疆实施,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其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前期重点是改定县治与增设县局,而县以下政权组织建设较少;中期则将工作重心放在划编区村上;后期则对区村组织机构与区村长相关事宜给予规范与完善。区村制是适应当时地方行政现代化需要而产生的,其使新疆基层政权组织首次得以健全,形成了县以下行政制度的科层化,并进而稳固了盛世才的统治。但正当区村制高速发展之时,由于盛世才政治立场的转变而中途为保甲制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