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鬼气”与“鬼趣”——论鲁迅和周作人“与鬼对坐”的不同文学思考

以人鬼纠葛为视角,考察和分析鲁迅和周作人如何面对自己、面对民众的文学思考,"鬼气"和"鬼趣"作为研究他们内在思想及其复杂状况的关键词,可以发现他们"虚妄人生"与"生活之艺术"、启蒙与审美、直面与回避、坚韧与犹疑的诸多差异。     

鲁迅前期的社会改革思想

在鲁迅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中,社会改革思想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他早年对建立“人国”①的呼唤,前期他对开辟“第三样时代”②的号召,还是后期他为“无阶级社会”③的实现而奋斗,热情渴望中国社会的改革,积极倡导改革,坚决和反改革者斗争,这一思想和行动象一根红线贯穿于鲁迅光辉的、战斗的一生。本文着重对前期鲁迅的社会改革思想作一初步考察。     

从《徬徨》《野草》看鲁迅对个性主义的批判

鲁迅早期的个性主义思想，早为研究者所重视。日秋白曾这样断言：“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①鲁迅也对这一结论表示认可：“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了然，因为其中本会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②在留日期间，鲁迅就倡导“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③，呼吁争取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启发“国人之自觉”。鲁迅预言，“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④。五四时代，鲁迅察觉到早期“立人”主张的偏颇，…     

谈周作人早期思想变迁

周作人与鲁迅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在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的影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坛的“双子星”。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鲁迅以其不懈的战斗塑造为一个伟大“旗手”,备受人们的尊崇;而周作人则沿着“冲和平淡”之路,滑进“自己的园地”,躲在“苦雨斋”中作起了“隐士”,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抗战期间又附逆事敌,堕落为人所不齿的汉奸文人。人鬼之际,毁誉之间,判若天壤。周作人从一个战士淡化成“隐士”并最终滑向汉奸文人的结局．是与他的思想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新文化运动之初,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怀着改造国民…     

“世故老人”纪晓岚——识“机心”

纪晓岚被称为“世故老人”,由来于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一场纠葛。世故与机心不可划等号,他深于世故而厌恶机心,对机巧之心不遗余力地予以揭露和讽刺。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茅盾现象”:一个理论反思课题

在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进入“现代”层次,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学中的“基因”与西方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撞击、交融的结果,而代表着我国文学强烈的汇入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潮的自觉意向,出色地完成了现实主义的引进、融汇、倡导、创新的历史责任的,又当首推鲁迅和茅盾。如果说鲁迅的奠基在前,那么茅盾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清末科学主义与鲁迅的突破——对鲁迅早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主张的历史考察

自1898年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至1906年从仙台医专退学，鲁迅近十年的主业均密切围绕现代科学。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倡导科学救国并呼吁破除“迷信”,但从《科学史教篇》开始，他的思路发生了明显转变，并最终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首先回顾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他指出科学应当以探求自然界真理为目的，而清末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同时，鲁迅也将西方科学史内在的认识论问题引入了清末知识界，他接受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华惠尔、赫胥黎以及丁达尔的启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并依据人性的整体立场建立了批判视野。鲁迅由此形成的科学观深刻区别于清末科学主义者。在《破恶声论》中，他尤其重点反驳了《续无鬼论》与《无鬼说》中破除“迷信”的说法，鲁迅强调科学的边界并赞美“迷信”内在的道德及美学意蕴。从破除“迷信”到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种变化清晰显示出鲁迅早年科学观走向成熟的轨迹。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鲁迅的一个重要风格——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鲁迅在进行文艺创作、翻译著述、思想战斗的时候,显示了极为鲜明的特色和风格,这就是勇于革命的精神和冷静求实的态度的结合。鲁迅对于一切反动势力是从不妥协、退让的。他从不吞吞吐吐,同时又是那样冷静沉着,深思熟虑,没有一点浮夸、空谈、矫揉造作。他倡导思想解放,摧毁旧物,但决不空喊,而是伴之以踏实的探索和讲究实效的改革。在鲁迅那里,解放思想就是探求真理、改造现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实中有所缺,才会有所求。”现实发展的趋势同禁锢这种发展     

论鲁迅的两次自我否定

<正> 一般比较重视鲁迅大革命时期从“逆子贰臣”到“现代革命圣人”的思想转变,但忽略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学观的变化。同时对他早年发生的另一次重大思想转变研究不够。我们拟把鲁迅的两次转变结合起来,把他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对鲁迅作一考察。否定——鲁迅的自觉扬弃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行坚决否定与无情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也进行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最醒目的是他对文艺的态度。他从1906年弃医学文后,对文艺的作用备极推崇,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但二十五年后,鲁迅却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虽然鲁迅此后并     

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少年时代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过早地承受着疾病、死亡的沉重压力 ,他对于人生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性的冷酷与残忍。在当铺与药铺之间 ,鲁迅成为“示众”的材料 ,并形成“示众 /吃人”情结。这一心理情结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 ,并促成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略辨鲁迅早期思想

长期以来,鲁迅早期(指十八岁以前)的思想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以“进化论”作为鲁迅思想发展之起端,似乎成了定论。这不能不影响到对鲁迅思想的全面、准确、科学的认识。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鲁迅前期思想形成,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外,识者正之。一、鲁迅早期思想之形成鲁迅早期思想的产生和他的家庭,他青少年时特殊的遭遇以及他所受文化影响分不开。他出身于“绅士阶级”①的名门望族,然而又日趋败落。在鲁迅十三岁前后,家里“忽而遭到一场很大的变故”②。祖父下狱,父亲病重,他只好在身材不及典当衣物的“质铺,     

信、达、雅与中庸之道

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为其翻译找根据 ,寻基础 ,是为了让国人更容易接受他的译文。鲁迅坚持“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 ,大呼“拿来主义” ,其目的在于把外来思想和表达方式“据为己有” ,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 ,鲁迅的翻译理论承接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他们二人的翻译观点始终由“和”这个中庸思想牵引着     

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羁绊

鲁迅是现代中国真正做到严格意义上认识自己的少数哲人之一。鲁迅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他敢于拷问自己的灵魂,他思想理论上激烈的反封建与生活实践中对某些传统的妥协退让形成了深刻的矛盾和反省;他承认并不断清除自己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他从外宇宙和内宇宙的不同层面来解剖自己,用“中间物”的思想为自己定位,咀嚼着痛苦,顽强地承担起人生和历史的责任。鲁迅的伟大源于他对自我的认识和解剖。     

夏目漱石《我是猫》的文明批判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影响

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学因缘既有思想内容上的文明批判,亦有表现技巧上的反语讽刺。尽管鲁迅与夏目漱石之间的影响研究中存在着泛化的现象,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鲁迅在文明批判上所受夏目漱石《我是猫》的影响还缺乏全面深入的反思。鲁迅对夏目漱石《我是猫》“异类叙述视角”的接受与改造,体现在他的文明批判与国民性批判上,并且暗含着二人在文学趣味和风格上的相似性。当然,由于历史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异同,鲁迅对“异类叙述”的艺术处理表现出不同于夏目漱石的文化特征。     

论新文化语境下"鬼"的文学存在

在科学逐渐昌明、现代意识勃发的“五四”社会趋势下,“鬼”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遇、现代作家新的文化态度以及表露于启蒙与审美不同层面的文学纠葛等话题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生存都是富有探讨意义的。     

徐訏小说的抒情特征

读徐汗小说,我感到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倾诉”。他的小说叙述话语中始终激荡着一股潜在的情感暗流,读后令人伤感、沉思乃至迷悟。他或借小说中的某个角色倾诉,或直接以“我”的姿态出现在小说中,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历程,玄思冥想,性急的读者也许会厌烦他的这种耐心的罗嘴,这也是他的小说在香港那种快节奏商业社会里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鬼恋》中借“鬼”倾诉对革命的失望,对由“人”变”鬼”的一段人生惨剧痛定思痛后的愤感与悲哀。到了晚年写的《江湖行》、《彼岸》,徐汗直接虚设一个“你”,好让“我”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