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果洛地区藏族历史上的部落组织

<正> 果洛地区,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处黄河源头。解放前,在这一地区居住着51个藏族部落,分上中下三部,总称“三果洛”。 由于历史和地理诸方面的原因,它虽然不象藏区其他部落组织那样严整,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部落是“民族共同体中的一种历史类型,由同一血缘的两个以上的氏族或胞族组成。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信仰和习俗,有以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部分部落还设最高首领。……进入     

西夏社会经济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

从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与两宋、辽、金鼎立存在的一代王朝,它以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下的银川平原为中心,东据黄河(山、陕交界)、西至五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临萧关(今甘肃环县北)、北控大漠(蒙古瀚海),地跨今陕、甘、宁、青、新和内蒙古六省、区,境土两万余里。这就是以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的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长达约二百年之久的大夏国。因其雄踞祖国西北,故史称西夏。西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史上不可分割,且颇具特     

贺兰山之名新探

青铜时代今贺兰山一带有“驳马”生存。生息于此的氏族或部落以“驳马”作为自己的图腾以及氏族或部落的名号 ,又将自己生息地的山脉名之为“驳马”山 ,音译汉记为“贺兰山”。对贺兰山驳马岩画的确定和驳马为某一氏族或部落图腾的确定 ,证明今贺兰山一带是匈奴族兴起的地区之一 ,而这一部落之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活动在历史文献中的不同称谓 ,又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社会动荡和频繁迁徙的历史史实。     

契丹境内党项部落的分布

契丹境内,诸族混杂,东北、西北、西南三边所存之民族问题极令人头痛,而党项问题亦是一个迄未解决的难题。由于《辽史》记载缺略,契丹境内党项部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尚无法知其底蕴。本文主要意图即想搞清党项部落在契丹境内的分布,并对史料中记载较为混乱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证。一要了解契丹境内的党项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唐古”这一词的含义。唐古是不是党项?为什么在《辽史》中既称“党项”,又称“唐古”?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曾说过“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最早提出了唐古即党     

《格萨尔王传·取雪山水晶国》描述的巫术活动探讨

<正> 考古学证明,早在一万年以前,青藏高原就有了人类的足迹。到了聂赤赞普时期,藏族社会进入了原始公社时代,从此,在辽阔的青藏高原,部落之间的战争越演越烈,直到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了众多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后,部落间大规模的战争才基本结束。但是在甘、青、川、藏北的广大部落地区,部落间的武装冲突及械斗等,一直延续到近代。从《格萨尔》的内容看,它艺术地再现了吐蕃王朝前后在青藏高原发生的一些部落战争。毫无疑问,《格萨尔》是藏族部落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反映。本文将根据《取雪山水晶国》所提供的材料,结合其他一些藏文史料,从文化人类     

宋金保安军小胡等族碑碣资料综合考察与研究

宋夏对峙时期，北宋王朝在缘边地区组织了大量的党项熟户诸部民众与西夏对抗，保安军小胡等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金夏相争之际，他们归顺金廷，仍然驻守德靖寨一线，屡建功勋。近年来陆续发现保安军小胡诸族碑碣资料，涉及胡公部家族部落和其他部落的世系源流、戍边军事活动和一部分新见党项姓氏，对宋金时期西北边境部落蕃兵的组织机构、职官设置、征战历史以及陕北古代民族史、战争史、文化史等问题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迁徙经学家对南北朝经学之贡献

南北朝时期经学家的迁徙现象时有发生.迁徒经学家为南北朝经学融合态势的渐趋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一、促进了南北朝经学传习范围之趋同;二、促进了南北朝经注内容之交融;三、促进了南北朝经学文本之交流.迁徙经学家为隋唐经学的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夏代秦人的发展及西迁

古代,在华夏、东夷、南蛮、北狄、西戎部族未形成以前,东方(今山东)、西方(潼关以西)的氏族就开始了艰难的迁徙。如“九河神女”华胥氏族就有裔支由山东、河南而徒入陕西蓝田,遗迹有“华胥渚”。到了东方太昊伏羲氏、女娲氏与西方炎帝神农氏时期,迁徒规模渐大。炎帝支族共工由陕西渭水流域,沿黄河徙入河南,再达豫东的辉县,依服于女娲氏。《路史》记载:共工与女娲氏战,女娲氏战胜后,其支族西迁入陕西平利县,又北迁入临潼及其周围地区。蓝田、骊山、潼关、黄龙、长安等地均有女娲、伏羲氏的遗迹。到了东方少昊、西方黄帝(今陕西北部)与炎帝后裔榆罔(今宝鸡地区)时期,西方二族沿洛水、渭水至黄河,再分别沿黄河北、黄河南迁入河北及河南,又共同徙入山东。后来在少昊、贵尤部族挤迫下,又分别返至今河北啄鹿、河南淮阳。其后在经历蛋尤与共工(后裔)及榆阁,黄帝与共工、黄帝与榆阁的战争后,黄帝、炎帝、蛋尤、少昊部落成员互为融合,形成华夏族。这也就是黄帝、少昊后,东方部落长撷项至舜,为何能入居中原,成为华夏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原因。少昊后裔颧项筑都邑于河南棋阳;濒项裔支帝誉都于河南很师;尧舜则建都邑于晋南,逐渐向西迁移。尧舜大“臣,东夷族部落长皋陶、伯益及禹等,作士、主虞、作水官有功,得舜封“爵”封“土”(实为故地赐封),伯益以封秦地(今河南范县)而称秦人、秦族、秦古国。同时舜又封赢姓秦人支族于耿乡(今山西河津县)。《国都城记》云:“耿,赢姓国也。舜又封伯益支族于梁(今陕西韩城)。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日:“梁氏,伯益治水封于梁。”又封伯益近亲胞族皋陶支族于阮(今甘肃径川县东南)。从此,秦人东起范县,西至径川,黄河、汾水、渭水、径水流域,在这广阔的领域区,开始有了秦人的足迹。秦人由此而与夏人、商人、周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夏朝后秦人迁徙、发展、升降的序幕。     

楚始都丹阳诸说之比较

楚始都丹阳在何处，至今仍迷踪渺茫。丹阳是楚国早期的政治中心，与楚国的形成是密切相连的。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于男之田，姓举氏，居丹阳。””这标志着楚由原来的部落或方国一变而为诸侯国。因此，考证作为国都的丹阳的地望，应始于能绎首封之时。而且，古地名是动态发展的，往往与人俱迁，将丹阳地望的考证规定在熊绎“辟在荆山”到“文王始都鄂”③这一时段之内，可避免失之过宽。综观丹阳诺说的考证文章，大多结合古文献与现代考古发现力陈己见。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以下几种：1．当涂说。班固自控…     

汉族士大夫与北魏政权

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部,原是鲜卑族的一支。《通典·边防典》说它是“别部鲜卑”。这个部落原居于“幽部之北,广漠之野”,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一带,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后来逐渐南迁,“居匈奴之故地”。一直到魏晋时期,它才和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族发生     

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

东巴文与甲骨文是祖国两份极其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本文仅从文字学的角度,对这两种文字作些初步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二者的字形结构、假借情况、书写行款等方面的异同比较,试图证明东巴文字尚处于图画文字的阶段,并试图探索甲骨文中某些未识之字。作为汉民族前身的华夏族,是由古羌人部落、古蛮人部落、古戎人部落、古夷人部落以及古越人部落共同融合而成的。殷革夏命以后,夏族与商部落融合而创造了商代文化。故被人誉为汉文化辉煌标帜的安阳甲骨文化,也决不是一个单一的部落的文化,它应是历史上若干部落的文化相互融合而成的。今之纳西先民则是“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函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     

《魏书•序纪》在游牧部族迁徙问题研究中的价值——以汉唐时期为中心

本文认为《魏书·序纪》所反映的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对认识汉唐时期北方诸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问题，进而了解古代北方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一般特点，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从西夏的独立看宋朝的民族政策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割据地方政权。党项族又称党项羌,据《旧唐书》所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①。析支,即今青海河曲一带;宕昌,即今甘肃宕昌;邓至,即今四川南平地区。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开始强盛起来。由此看来党项族的发祥地应在今甘肃、青海、四川接界地区。西夏人自己写的宫廷诗《夏圣根赞歌》的前三句与上述记载相符,汉译如下:     

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

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伍晓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４００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     

川青滇藏交界带以盐为载体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川青滇藏交界带是连接内地和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以及过渡性的“缓冲带”，历来是民族迁徙的孔道和军事战略要地。此外，整个交界带分布着丰富的盐业资源，盐的生产、流通、运销和消费，极大地促进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盐民世代扎根高原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重要贡献；盐区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是多民族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团结进步的基本前提；地方和国家的紧密互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深厚的历史基础。     

匈奴的内徙及其影响

匈奴由于各种原因从汉朝开始不断向内地迁徙。内迁以后,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匈奴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的整合和匈奴生产方式的变迁以及文化的互动。     

周族南迁巴地考论

周族南迁巴地考论李炳海周族早期曾经多次迁徙，《白虎通义·封公候篇》有“周家五迁”之说，谭戒甫先生《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１］认为有九次迁徙，考辨论证详实，可参看。古今学者在探求周族迁徙的地域时，通常都把目光局限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以北的武功、...     

西藏格鲁派四大寺与甘肃拉卜楞寺的法缘关系研究

拉卜楞寺之所以成为甘、青、川、康交界地区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是因为它们的建立和发展与藏传佛教发源地西藏各大寺院有着密切的法缘关系。文章通过对拉卜楞寺六大学院修习体制渊源的考述,阐明了该寺与西藏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等寺院密切的法缘关系。     

“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考

<正> 三危之地,古今说法纷云,而“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是否为史书通常所载的三危之地,各说也有分歧。这篇小文章就是想对“窜三苗于三危”之地作一些考证,因为搞清这个问题,对我们学习研究青海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都会有一些帮助,对了解青海东南部,直到与甘川交界地区的藏族的族源问题无疑也是有益的。为便于说明问题起见,我们首先需要简略的谈谈有关三苗迁三危的史实。     

整体防御视野下南宋川陕战区的战略地位

南宋时期的川陕战区,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南部、四川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三省交叉地带,即以今汉中盆地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以今汉中盆地为核心的南宋川陕战区,地理形势独特,战略地位重要,是宋金、宋蒙长期对峙的前沿地带。南宋以此作为兴复中原的基地和保护东南安全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