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与公共性二元视野下的“三社联动”模式及其完善——以杭州市为例

结构性与公共性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双重困境,由此形成社会治理理论中“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的二元分野。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基于公民能动的社会自治两者之间的互动衔接也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内容。社区作为政府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和社会横向开放系统的交点,是社会治理中结构性和公共性张力产生的主要场域,因此,构建有序、自治的社区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方式。2013年,杭州市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建设模式,通过“三社联动”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匹配机制,并以“三社联动”激活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启迪。     

三社联动关键在“联”

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劝”的尝试,是社区治理创新的亮点。每当谈及“三社联动”,总会涉及很多方面,可以用“点多面广”来概括。但也正是因为其内涵丰富,有时候它也会被很方便地“套用”在社区治理的任何事上,这使得“三社联动”过于泛化。因此难免让人担心“三社联动”会不会变成新的“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综述

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单位制理论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社区治理结构模式、社区组织网络中的重要关系等方面。围绕社区治理结构,学术界提出三类模式,即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自治型治理模式、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玲珑湾里议“家事”我的家园我做主

说起社区的“多方共治”,除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之外,另外一个庞大的社区治理群体就是社区居民自己。社区居民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客体,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如何充分动员全体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一定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如何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全面提升社区整体的治理能力。江苏省苏州市玲珑湾社区为此不断地探索整体治理方式,结合自身居委会管理和服务强、居民自治自管能力弱的现状,在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社工委的指导下,成功推行由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指导和管理下的居民自治理事会,让社区居民真正感受的“我的家园我做主”,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与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并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农村社区治理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仍存在村民参与不足、治理能力较低、治理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为此,本文在社会工作的视角下分析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从推动村民参与社区自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农村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出发。     

社会工作者介入基层社区治理的角色定位分析

在“两化叠加”的基础上即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基础上,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在不断地提升,尤其提出在基层治理中要实现共治,因此各类社区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兴起,衍生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在“三社联动”的共同作用下来对社区进行治理,即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以此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区治理工作的平稳运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有关政策和实践模式来分析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发挥角色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以及解决措施。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     

“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党建引领 奏响社区治理“三部曲”

“党建如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如何体现,如何促进政府治理、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如何提升服务水平?”面对这些基层治理难题,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委社治委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抓牢主心骨,激发居民参与,筑牢主阵地”奏响社区治理“三部曲”,努力破解治理难题。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探索——南京市建邺区“一委一居一站”模式研究

南京市建邺区“一委一居一站”模式改革是对2005年以来居站分离改革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它着力于解决我国社区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瓶颈问题,力图构建政党、行政、自治三重权力分工协作的社区治理网络.这一改革模式采取街道社区一体化改革方案,强化社区基层力量,加强社区党建,增进服务民生,恢复社区居委会自治属性,有效履行了政府基层行政管理、社区服务和社区自治三大功能.但同时,“一委一居一站”模式下社区居委会面临多重挑战,需要重新进行职责定位.     

“三社融合”：小岗村社区治理创新行动实践及其优化对策研究

探讨并分析凤阳县小岗村推动“三社融合”社区治理创新行动的背景、主要做法、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其优化对策。认 为遵循“以社区党建为核心,以社区协商和社区营造为抓手”的操作原则,通过开展社区党建、社区协商和社区营造有机融合 （简称“三社融合”）的社区治理创新行动,建立“三社融合”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可以破解当前中国城乡社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的 社区治理目标不系统、治理方式行政化、治理行动路径碎片化等问题;可以把城乡社区的党员、居民和社会组织等与社区发展 利益相关的“行动者”拉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在行动中推进居民的改变、党员的改变和社区的改变;可以实现维护社区稳定和谐 和激发社区内生活力的有机统一,加快推进中国的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关于2014年度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的公告

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倡导和推动社区体制、机制、组织和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更好地发挥创新在城乡社区发展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使城乡社区在创新中发展,功能在创新中完善,治理水平在创新中提升,经中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会员中开展第二屠“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社基发展奖”分设“社区发展奖”、‘社区发展创新奖”和“社区发展贡献奖”三个奖项。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我国社区治理难题:自治目标与行政倾向的平衡

社区治理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社区两个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同选择。我国的社区虽然是法定的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却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对弱势。要想化解我国社区自治目标与行政倾向之间的冲突,可以从相关利益主体、公民参与行为、行政体制安排三口切入,构建适合我国本土发展的现代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四位一体”：社区治理的“解放”模式

2012年5月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之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将开展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在社区构建了以“枉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基本构架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了“党政力量主导、治理结构合理、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工作格局的形成,走出了一务“解放”特色的社区治理新路。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新时代我国城市社区议事协商的多维省察

社区议事协商是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社区开展自治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历史与现实等条件影响下,科学合理的社区议事协商存在社区治理机制发生转变、主动治理的方式与效果存在矛盾、利益主体参与议事协商的成效不足等诸多约束性条件。可通过建强党组织核心、拓展各个组织渠道、统筹多方社会力量的方式深入推进社区议事协商,实现社区自治模式可持续发展。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三社联动”模式探索

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改革意在重构社区治理架构,强化社区参与,以完善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保护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三社联动”的个案研究不难发现,通过下沉基层社区治理平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联动平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