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这一制度在 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著。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居 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演变趋势初探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的演变呈现出以下趋势:逐步地缘化;控制范围不断缩小;职能日趋集中;逐步职役化。这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它反映了宋代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而进行的努力。     

宋代土地买卖多样化及其所反映的关系

宋代土地买卖异常频繁且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直接买卖之外,由借贷抵押所引起的土地所有权转移亦可看作是一种间接的土地买卖。在这些多样化的买卖中,佃权转移时常发生,从而出现了"永佃权"及"二地主",表明了经济关系在土地流转中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与频繁且多样化的宋代土地买卖相适应,国家也出现了从土地配置到"司券"之职能的转变。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在救灾中的作用

在宋代的救灾工作尤其是事关救灾成败的抄札和赈济环节中,乡村行政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参与既确保了救灾的顺利进行,又节约了救灾成本。乡村行政组织在救灾过程中发挥了联系官府与民众的中介环节的作用。     

论宋代“田宅牙人”之弊及其法律控制

两宋时期,封建商品土地流转加快,围绕田宅买卖的诉讼纠纷愈演愈烈,牙人在交易中的欺诈不诚行为是导致纠纷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宋代政府从田宅交易前的产权合法性调查;交易中的告知亲邻、公正评议价格以及严格遵循官版契纸;交易后监督交易双方过割赋税等方面规定了牙人必须遵循的法定义务,并同时规定了牙人享有收取佣金的权利。宋代政府对牙人中介行为的法律控制,对于控制牙人弊端,保证国家赋税收入,最大限度地减少田宅诉讼的发生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与此同时,牙人的田宅居间经纪行为,加速了宋代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自耕农的贫困化、佃农化。宋代对田宅交易牙人的法律控制,足以引起诸多的思考与启迪。     

推进市场化建立新体制--经济市场化进程与对策的分析

经济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何理解和认识经济市场化及其进程,探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途径和措施,对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的三层结构

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中国宋代对城市的重视程度远甚于乡村,由此造成社会保障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无论是用于备荒的仓储,还是济贫的机构,大多位于城市,进而造成宋代救济资源的分布重城市而轻乡村的倾向。在这一格局影响下,宋代对乡村的社会保障思路也以救济重度饥荒为主,贫困问题以民间自我保障为主。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看,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呈现出一个三层结构的同心圆:第一层是亲属保障圈,即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民间自我保障系统;第二层是邻里保障圈,即建立在地缘认同基础上的社会保障系统;第三层是政府保障圈,即建立在政府职责基础上的政府保障系统。面对乡村的贫困与饥荒问题,亲属保障圈首先发挥作用;当这一保障圈保障能力不足或失效时,则邻里保障圈开始发挥作用;当上述两层保障圈都失效时,则政府保障圈开始介入,对乡村贫困问题尤其是饥荒问题进行干预。宋代所创设的这一乡村社会保障模式影响深远,此后的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传统。     

政府市场化是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模式逐步由计划体制为“本”转向市场体制为“本”,体制的创新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空间。我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色,政府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浅层次的市场化的完成,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政府市场化的欠缺,使我国经济发展重陷体制滞后的困境。在我国面临加入WTO,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必然且步伐将加快的情况下,加速政府的市场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关键。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土地流转研究

我国乡村治理面临新的难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僵化和不科学。现行我国几种主流土地流转模式,多数只适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郊区,普遍推广具有局限性。需要在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优化的视域下定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方向,在保留土地权利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全面性的土地确权,实现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永久化,确立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化自由流转制度。具体包括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详细的城乡建设规划,实行全面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辅推改革的有效进行。     

宋代文化娱乐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影响

宋代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为城镇的文化娱乐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文化娱乐活动的繁荣又有效地刺激了商贸市场的兴盛,对宋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对宋代文化娱乐与社会经济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一方面,期日市和常设市日益成为集市活动的重要形式,表明市场水平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主题市场的大量出现,夜市的活跃,贸易活动的开放性,反映出集市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以集市网络为载体的农村初级市场快速成长,进而引发农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但南宋农村集市贸易的兴盛,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的一种自我调节,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

两宋乡役是与乡村"行政区划"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一个历史专用名词,它不仅体现为皇权的"神经末梢",同时也是具有以民治民的"民治"意味的乡村管理体制,但却不是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更不能称之为一级行政机构。这是由"职役"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它既体现有"职"的成分,也含有"役"的成分,二者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     

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构筑起比较完备的法律发布、接收和告示的信息渠道,以保证立法活动正常进行,并将法律适时公布于众,使民众知晓,充分发挥法律治理国家的职能。在法律制定方面,宋政府广泛征集意见,集思广益,注意收集法律反馈信息,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宋法律制定后,统一由进奏院递送传达,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公布于众。宋在大赦诏书的颁布、大赦仪式,法律的接收登录和编集保管等方面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使法律信息畅通无阻。这对于完善宋代法制,强化专制主义统治,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唐后期藩镇长吏的行政风格与北宋南方主客户比例之关系

两税法实施后,唐代外来侨居人户,称客户,本地土著户则称为主户。至宋,主户指城市有房产或乡村有田产应缴税服役的人户,分坊郭主户和乡村主户。客户指城市无房产或乡村无田产的人户,分坊郭客户和乡村客户。北宋南方主户较多,客户较少,与唐后期藩镇长吏的行政风格有关联。在直接方面,诸道长吏注重蠲减赋役、赈恤灾民、打击豪强、兴利除弊;间接方面注重平均户税、平准物价。这些施政措施保护了小农经济。加之五代时期,南方政权又相对稳定,所以,造就了一个广大的自耕农集团,从而奠定了北宋时期南方主户较多、客户较少的基础。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论宋代科举户籍制

宋代科举中有一不为人注意的辅助制度———科举户籍制。宋代科举强调应举者须有户籍并自本贯应举 ,对户籍的审查、认证、确定有一整套规定 ,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户籍制维护着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 ,并在制止种种冒贯应举弊病中不断完善。科举户籍制也是宋代户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过程中促进了户籍制的发展 ,并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宋代户籍制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