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北宋初期晏欧令词中文本之潜能

说到中国的文学批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词学,也就是词的批评,是从一种困惑的情形之中开始的。因为中国旧日的传统文学批评,总以为诗是“言志”的,“感天地,动鬼神”,有这样的功能和效用,至于文,我们说文章是“载道”的。可是我们中国早期的词,只是配合当时的流行歌曲来歌唱的歌词,既没有唁志”的功能,也没有“载道”的效用。而且最早期的被编辑在一起的词集《花间集》,其中所写的多半是美女和爱情,这在中国文学以言志和载道为价值衡量的传统之中,是不符合我们的价值标准的,所以人们对之常有一种困惑。中国最早的对词的认知和评论,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有逻辑性和理论系统的专书,它是从宋人的笔记之中开始的,我们从宋人的笔记就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困惑的情形,像魏泰的《东轩笔录》就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次,王安石跟吕惠卿还有他的弟弟壬安国在一起谈话、当时王安石才做了宰相不久,他就问:“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他的意思是说作为宰相还可以作这种写美女和爱情的词吗?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北宋初期有一位宰相晏殊是常常写小词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晏欧词中的一位作者。我们从来人的笔记看见他们有这样的困惑,在这种困惑的情形之下,这些士大夫们一方面认为小词的写作符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宋词题材"狭深"论辨正

在对全宋词 21203首作品的题材类型进行逐篇辨析、归纳和统计的过程中,笔者发现 宋词题材类型多达 36类,涉及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同时,闺情、艳情两类题材已完全丧失在<花间词>中占绝对优势的地位.故宋词题材"狭深"论不能成立.一般论词者既不对词体的演变作总体的把握,又不对宋词的创作实情作具体、全面的考察,加上"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等传统词学观念的误导,遂使宋词题材"狭深"论至今仍大行其道.     

论道教音乐对花间词风格的影响

词是音乐文学的代表样式,音乐性是其突出的特征.唐代是道教的全盛期,产生于晚唐五代的花间词受到道教音乐的浸润,其直接表现就是道教音乐对于花间词的音乐体式和风格特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音乐转化成词牌,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曲调范式;在"以诗从乐"的时代,道教音乐清新、飘逸、婉媚的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花间词的审美风格.     

张先词的写影造境艺术

北宋词人张先以善于写影而著称。影不但是其体情写物的独特角度,而且是其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是构成其词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其词之中“影”借助“水”“月”等介质形成了清幽杳渺空灵的艺术意境,脱离了“花间词”秾艳的色调,展现了北宋前期文人追求幽远清雅的审美情韵与内敛的创作心态。     

欧阳修词审美特色新论

比较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词与冯延巳词、苏轼词及柳永词 ,映照出欧阳修词深婉、疏隽、谐俗之三大审美特色 ,可证欧阳修词并非承袭了花间词派之风格 ,因而 ,应予肯定欧阳修词在宋词史上的承前启后之地位与功绩。     

试论“婉约是正宗”的合理性——兼谈宋词的婉约基调

宋人论词,多执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论词》)之见,这种词学观并延及元、明、清诸朝。所谓“词别是一家”,无非视婉约为词之正宗,以区别于“载道”的文与“言志”的诗。婉约词大抵有几项基本的特点:一是词的内容以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为主;二是词的风格须温柔敦厚,委婉曲折;二者又与词的协音和律本色密切相关,由此构成婉约派词的基本风貌。历史地看,婉约作为词之正宗,原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南唐词的审美特质

花间词与南唐词,是五代词坛盛开的两束奇葩,虽然较多表现离别相思、儿女情怀,却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气质风貌、艺术魅力.两者风格特征的区别,与巴蜀和江南地域文化的差异密切相关.通过与花间词的综合比较,彰显出南唐词独特的审美特质:富贵典雅之致、忧患感伤之意、主观情性之美、疏朗清畅之调.南唐词艺术为北宋文人词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典范意义.     

论道教音乐对花问词风格的影Ⅱ畹

词是音乐文学的代表样式,音乐性是其突出的特征。唐代是道教的全盛期,产生于晚唐五代的花间词受到道教音乐的浸润,其直接表现就是道教音乐对于花间词的音乐体式和风格特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音乐转化成词牌,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曲调范式;在“以诗从乐”的时代,道教音乐清新、飘逸、婉媚的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花间词的审美风格。     

从苏轼的文学主张看他的词风

一谈到苏轼的词风,首先要看到一个显然的事实,他和同时代的别的作家不同。在别的作家那里,文是用以“载道”的,诗是用以“言志”的,品貌显得端庄严肃。词却是承袭着《花间》、《尊前》的遗风流韵,作为侑     

谈金元词中的藏头体

谈金元词中的藏头体潘慎藏头词是金元道家词中独创的一种词体，严格地说，乃是一种游戏笔墨之作。这种词体，乍读起来，会被它弄糊涂了，总是读不成句，如果在没有弄懂的情况下强作解人，硬要去标点，就会出洋相。在《全金元词》（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中有不少藏头词，...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西维度长期受到推崇,古今维度则有所偏废。新时期以来,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等海内外学人明确倡导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这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以百年来现代中国各体文学创作而言,小说和散文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高,而新诗因与古典诗词时相对抗而成就有所不足,话剧因与中国戏曲传统断裂而尚未真正地民族化。现代中国小说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或言志传统以及中国文言小说或文人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至第二个三十年转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载道传统和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在回归言志传统的前提下,小说文体创化愈益复杂。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90年代以后则集中出现了转向明清文人世情写实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倾向,由此成就了贾平凹的沉郁型、莫言的狂放型、刘震云的拧巴型、王安忆的分析型等四种闲聊体叙事形态。现代中国白话散文在第一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言志派"古文"传统的转化,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载道派"辞赋"传统的吸纳,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出现了多元趋势:除了言志派美文和言志派杂文相继复兴之外,又涌现了言志派辞赋体"大散文"新形态。中国新诗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转向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载道传统、格律体传统和通俗民间传统的转化,及至第三个三十年里,中国新诗主潮又重新返回了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大诗潮其实貌离神合。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评点四论

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方式之一,唐宋以后,诗文评点即趋兴盛,明清以来的小说和戏曲批评中亦数见不鲜。这种批评形式往往又和选本结合在一起,为读者点明精彩,示以文章规矩,但也因此而被通人讥訾。可是人们听惯了“载道”、“言志”、“美刺”、“褒贬”的“大判断”,再来看这些纯粹以作品优劣为重心的“小结裹”,也未尝没有亲切实在乃至耳目一新之感。     

论“言志”在南宋词中的回归

确切地说，词言志的崛起是与词地位的提高彼此呼应的。就文体的正统而言，诗有诗教，文有文统，惟迎词，托体不尊，被目为小道，得以决定地位等卑的首要依据是它们表现内容上的重大差异。言志词关注现实社会，内容题材上张皇开拓，为词体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坚实稳健的基础。而词体地位的提高，使词迅速与传统儒家文艺观的植神正面接轨，是言志创作意识高扬和创作旨归确立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在北来，词已成为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但是由于创作主流内容上相对的“俗”、“淫”、“粗”，以及受到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的压抑和摧残，一直处于半…     

文化产业与审美距离

距离,是传统美学安身立命之所在.尤其在文艺美学上,"距离"指的是心理距离,人与其所观赏的对象没有利害关系,在看这一对象时审美主体既不从自身的职业角度去审视也不受自身情绪的影响,他超脱对审美客体的实际需要与功利目的,完全以审美的态度直观此物,审美者在与审美对象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心理距离的情况下产生了美感.而在文化产业时代,现代审美的"距离观"则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亲近产生美"成了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实践理论,"距离"在文化产业美学中应该成为一个需要被重新理解的概念.     

从传播学角度论"婉约"词发展的两个阶段

按照传播学的理论,传播活动本身就决定并解释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其他活动,词的盛衰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婉约"作为词学批评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它的形成、提出和界定,反映了在不同的传播阶段,为适应不同的传播活动的形式和性质,词的创作和审美风尚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并由此也决定了词学范畴的最终确立和词学理论的衍变.词在源起之初的传播媒介正是处于传播学意义上的第一阶段,即"示现的媒介系统"时期,这一系统的主要特点就是依靠"面对面"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刺激直接进行交流来获取传播讯息,这一传播方式的娱乐性、即时性和随意性主要决定了词体形式上的"婉";当词进入传播媒介的第二阶段,即"再现的媒介系统"时期,主要依靠文人的案头创作和书面传播的词体逐渐被提升到"婉约"的高度,即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婉媚和谐,更要求内容上的微言大义,"言近旨远".正是传播方式的改变决定并解释了词由起源于坊间歌楼的浅俗最终走向文人案头的典雅,成为与诗并驾齐驱的一代之文学.     

五代、两宋时期词体功能的考察

从五代到南宋近400年,对词体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五代时期词主要被用作宫廷宴会上歌唱赏玩、娱宾遣兴的工具;北宋基本沿袭了五代传统,但也出现了部分新变,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词人提出或实践着"诗词一理"的新见解;南宋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词逐渐被一部分爱国词人用作抒怀言志的载体.     

论花间词与宫体诗审美趣味的趋同性

南朝宫体诗与五代花间词在审美趣味上构成了趋同性.这种审美趣味上的趋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艳丽为美,以纤巧为美,以悲怨为美."以艳为美"在艺术风格上的表现包括语言、色彩、情调上的艳丽化;"以纤巧为美"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印题材的狭小和指对纤弱之美的欣赏;对宫体诗"以悲为美"的继承促进了花间词"绮怨"风貌的形成.     

肝肠似火色貌如花--析稼轩咏花词艺术特质

稼轩咏花词艺术特质兼豪放、婉约美质而又逸出于两者之外,表现为四个方面一、刚柔相济的审美个性及成因;二、托物言志的寄情方式,可分为家国之思、政治愤慨、独立人格、隐逸情怀和人物品评五方面;三、因情用典的咏花模式;四、花词情愁内敛与词体关系,最后从咏花咏物历史流程角度谈稼轩咏花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