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村域范围内的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兴的经济组织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并在村委会选举中与传统的社会组织宗族形成了对比。依据8省48个乡镇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合作社社员与宗族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差异,并进一步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从个人组织特征、民主构建、利益相关性认知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合作社成员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比宗族更高,合作社成员的入社年数、接受合作社服务、参与合作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以及利益相关性认知均对社员的选举行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并利用社员组织身份的分组样本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因此,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有利于重构村庄民主新秩序,从深层挖掘推动基层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干力量。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清水江文书书写程式的宗族性探讨——以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契约文书为例

清水江流域是中国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中发挥了很强的组织、协调作用,宗族活动渗透于清水江流域民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清以降遗存下的清水江文书就是例证。本文拟以高酿镇地良村文书为例,梳理文书中父子、兄弟、女性等人名的书写程式,分析事主宗族性身份和宗族门房支派层级关系的表达方式,进而探讨宗族在家庭内部、宗族内部、不同宗族之间契约签订中的渗透度,以期了解宗族在维持家庭延续性和宗族凝聚力中的实际运作模式。     

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身份意识趋于模糊化;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与城里居民互动维度下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距离、制度重要性的感知,均对农民工身份意识发挥显著作用;客观经济地位以及代际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资源理论关于竞争优势内涵认识的演变——从利润观到价值观再到支付观

竞争优势居战略研究的中心地位,战略管理文献主要从经济利润和价值创造的角度考察竞争优势。资源理论对竞争优势的理解经历了由利润观到价值观、从价值观到支付观的演变。在演变过程中,资源理论关于竞争优势的定义不断明晰,同义反复问题逐一化解,竞争优势研究的微观基础亦随之完善。     

试论吴江分湖柳氏日常生活中的分房原则简

“房”在古汉语中具有分支的意思,延伸至宗族理论,可理解为从属于宗族宗庙的各个分支的祠堂的代名词。在分湖柳氏的日常活动中,处处呈现分房原则,分房原则也制约着家族内部各种功能性的关系如财产继承、喜庆婚丧等等,根据分房原则所拟订出来的身份或份额决定了家族内部各房支对各种事务的管理权限和参与程度。通过“房”这一中介,可以将宗族史研究和家庭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可以为在本土“语境”下把握中国传统“家庭”的真正含义提供一种可能。     

古羌宗法文化论

本文认为 ,羌族宗法文化的存续与中原王朝宗法文化的渗透和传播有关 ,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相结合的宗法统治 ,在古代羌族阶级社会亦有所表现。     

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宗法观念是其基本特质之一。本文即是以这一特质为出发点,论述在宗法观念支持下,汉初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中国古代缘坐制度考辨

缘坐是指在中国古代法时代存在的,以家族本位、罪人以族的观念为基点,正犯本人和相关亲属连带受罚的一项特殊归责原则。缘坐制度在宗法网络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与之对应的刑法体系。缘坐制度在展示不同的时代具有代表性刑法的同时,揭示了中国古代法深厚的宗法文化底蕴。     

从宗法文化到诗性文化——对陈炎的“价值中立”治学观念的一种检视

"亚细亚的古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制约着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路线,也决定着"阴阳"的思维结构及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民族心理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这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在成为一种宗法文化的同时,也成为一种诗性文化。通过对宗法文化与诗性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因素的考察,可以看出陈炎的"价值中立"的治学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生命,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应该客观地去清理显在的学术材料并揭示潜在的结构关系;也只有不断进行多元方法并存的理性的研究,才会使认识领域中有关古代文化的知识得到不断增长。     

中国传统宗族伦理与古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古代创造了长期悠久的光辉历史文化,是和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和谐、稳定、凝聚、统一的条件分不开的。宗法制度和宗族伦理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文章论述传统宗族的孝友礼义、亲亲尊尊等伦理在构建古代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特点和影响,并探讨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西周初社会结构的分解合并与国家形成

中国国家形成于周初。周初分封是古代“自然长成的结构”的大分解、大合并。宗法制是对亲属关系的首次政治和组织改造。周公制礼是对社会生活习惯的有序化变革。随着宗法结构的解体,郡县制、成文法出现,战国时代的国家形态高度成熟,其发展水平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的雅典及《十二铜表法》颁布后的罗马相当。     

土家族族规与现代社会调适探析

族规是土家族宗族社区的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经实地调查,笔者认为,当今复兴的族规绝非旧族规的翻版。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发掘,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族规与现代社会调适,使之服务于现代社会     

渼陂古建筑的文化艺术及其价值--江西古村落群建筑特色研究之三

在古庐陵地区中心的富水河畔,座落着古老而又神秘的渼陂古村.通过对渼陂古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古建筑的考察分析,这个古村的古建筑群的宗族与宗法文化,书院与儒商文化,建筑艺术文化与近现代红色文化等等,便是这个古村古建筑的文化遗韵的奠基,也是渼陂古村旅游及教育基地价值之所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近代山东宗法性传统宗教活动的延续与盛行

宗法性传统宗教包括自然崇拜、人物崇拜以及祭祀、占卜、巫术等,它与等级社会制度相始终。近代山东正处于一个君主专制政体逐渐解体的过程中,这种宗法性传统宗教活动也呈现出逐渐衰微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