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道》看《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承袭儒家的人道哲学，并受当时“玄学”的影响，成为“天人合一”论者。他的目的是要以之作为理论基础建立一套有益世用的文论，以反对当时无益世用的形式主义文风     

孙盛儒学思想述评

孙盛字安国(约公元303—375年),太原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东北人),东晋著名的儒家学者和史学家。在保存下来的孙盛部分文章中,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他对当时流行的老庄道家思想、玄学思潮以及佛教的神不灭论所持的批评态度。从这些批评中可以显现出他的儒家立场和儒学观点。 (一) 对老庄道家的批评魏晋以来,由于玄学思潮的兴起,玄学家大力提倡老庄道家之学,于是出现了关于“孔老高下”、“儒道同异”、“圣人标准”、“成圣成贤”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玄     

刘勰论文原道

刘勰所讲之“道”,有道家的自然之道,《易传》的神理之道,儒家的政化、修身之道,诸子的学派之道,魏晋的玄学之道。他的“原道”,本在于“论文”,而刘勰之“论文原道”,主要是要求创作走自然之道,也在于纠正当时“浅而绮”、“讹而新”的文弊。并为后来韩愈之原道、柳宗元之论道,开了先河。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二十四友”事贾谧原因初探

本文就西晋“二十四友”谄事贾谧之因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西晋惠帝昏庸，致使贾后专权，贾谧权过人主。受当时政治环境、仕进制度和思想文化领域儒家、道教、玄学及“竹林七贤”生存方式、生活作风的影响，“二十四友”为了生存不得不谄事贾谧，贾谧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和扩大自己的声望，亦要笼络一批名士为己摇旗呐喊，这样彼此互相利用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思潮。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议”,到魏晋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清谈”,通过对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抽象议题的论辩,把儒、道两家思想糅合起来,铸造了一套以本末,有无之辨为核心内容的思辨哲学体系,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新学”的玄学。玄学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形式,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庸俗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于是便很快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从魏晋玄风到王门狂禅

魏晋玄学和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尽管两者产生的思想背景有异,时代不同,主旨不同,但都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反叛传统的主体自觉,呼喊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异端”色彩的叛逆声音,为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的传统社会增加了些许亮点,也为近代以来从传统内部突破束缚,开启蒙昧,奠定了思想基础。一玄学主题与魏晋玄风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以道解儒,以自然汇通名教便成为魏晋之际文人士大夫致力探讨的话题。玄学首先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与反思。儒家…     

论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

诗学中存在着两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 ,一种是以伦理的“善”为价值标准 ,一种是以艺术的“美”为评价尺度。依据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前者归结为伦理主义诗学 ,而称后者为审美主义诗学。儒家诗学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是伦理的“善” ,因此 ,儒家诗学形成了中国伦理主义诗学传统。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形成则萌芽于老庄自然任运的人生哲学。汉魏六朝佛教的传入和兴盛 ,人物品第的风行 ,魏晋时期的玄谈之风对文学的渗透 ,不但标志着人的觉醒 ,而且促使一种以“美”为诗学评价尺度的观念的形成。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是这种诗学观念的理论基础。然而 ,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并非直接转化成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基础 ,而是经过了一个从哲学向诗学过渡的中间形态的 ,那就是人物品藻之学和言意之辨。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这种过渡的产物 ,也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形成的标志     

一个从玄学向美学转化的论题——论“言意之辨”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每一次哲学的变革,必然引起美学的变革。魏晋六朝文论的崛起,无疑和当时思想的解放和玄学的建立密切相关。其后,玄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如玄学的“言象意道”“形神”“本末”“质用”“有无”“一多”“情性”“气”“自然”等理论,后来逐步转化为美学的概念和范畴。当然同样的概念,在玄学和美学里内涵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玄学对美学的影响以及两者之联系与差异。魏晋玄学的“言不尽意”论发展成美学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前者认为语言有局限性,无法完全准确地表达思想意识;后者则主张努力转化语言的局限性,使有限的语言能表达不尽的情韵。两者差异很明显,但后者又确发韧于前者。本文试图就言意之辨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这一论题,从玄学和美学的交叉点去探讨“言不尽意”论如何从玄学向美学转化,以此窥见玄学影响美学之一斑。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言意之间的“不尽之尽”——略论《周易》的言意观

中国哲学史上,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是十分重要的一章,它既促成了玄学的诞生,又成为玄学本身一个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种要义。汤用彤先生说得好:一方面,“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另方面,“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从而言意之辨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指针与方法论。而玄学的言意之辨,应当上溯至《庄子》与《周易》。首倡“得意忘言”的玄学先驱王弼,就是从援引老庄、读解《周易》入手的。因此,要深入研究玄学的言意之辨,不能不首先弄清《周易》的言意观。本文拟对《周易》的言意关系理论作一粗略考察。     

《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儒学思想,不是玄学思想;《原道》中的“道”是儒家之“道”,不是玄学家所说之“道”。但刘勰又以“通变”、“日新”的革新观对玄学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有某些汲取和肯定,也有某些排斥和非难。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既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思想,也不是两汉的今古文经学思想,而是魏晋以降经过加工、补缀、渗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儒学思想。     

探源叙流 体大思精——读《道家思想史纲》

道家以其独特的思辩式方和对政治、人生的深刻体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与儒、墨鼎立而三,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三个派别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道家在汉代以“黄老哲学”的身份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期,道家又以“玄学”的崭新面貌和特有功能,成为调节士大夫心理平衡的一种有效机制。唐时道家思想重新为统治阶级所重视,成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宋,更促成了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大改革,影响至今的“道学”(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无疑有着道家的一份功劳。道家虽然不象儒家那样     

玄学的产生原因与分派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代(公元220—420年)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幽深微妙的意思.扬雄的著作称为《太玄》.魏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推崇《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玄学的经典.当时的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出现这种思潮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的.一、产生玄学的政治原因探讨玄学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问题.我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亦反映了东晋初期士族文化及玄学思想的变化     

“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的意义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富于哲学思辨、富于智慧和热情的哲学流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玄学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回归老庄哲学，在政治哲学方面仍以儒家名教立论，尊崇孔圣，因而具有儒道兼练的特点。可以把玄学看成是汉代儒道融合和互补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玄学围绕着“有无”、“动静”、“体用”、“言意”等抽象哲学范畴而展开。其主要论题“有无动静”之辨是在本体论方面讨论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与这一中心论题密不可分的另一论题是“言意”之辩。这个问题涉及宇宙本体能不能用名、言表达的问题…     

“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的歧路与会通——以阮籍与嵇康的哲学进路之比较为例探析魏晋玄学的生发理路

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经董仲舒改造的汉代新儒学曲折地彰显出道家基质。魏晋之际,儒道互济、阴阳表里。作为“竹林玄学”的领袖,阮籍“由儒入道”,以儒道价值认同的进路通达玄学;嵇康“非儒弘道”,以重估儒家价值的进路展开其玄学思想理路。阮籍与嵇康殊途同归的哲学进路折射出魏晋玄学生发于先秦以降儒道互济的思想理路。     

试论嵇康乐论的玄学美学思想——以《声无哀乐论》为中心

通过研究嵇康对儒家传统音乐命题“声有哀乐”的批驳,及其对道家“道”、“和”的思考在玄学思潮和音乐形式上的运用与发扬,发掘其思想在特定历史思潮中的价值、在审美层面对主体自我的超越及其思想在玄学潮流及艺术审美层面上的超前性及先见性。从揭示“名与实”、“音声之无常”、“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三方面对音乐与情感相分离的纯理性高度出发,探究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差异在审美过程中的“移情”作用对音乐与情感的中介统一性及音乐回归艺术自然本性的价值意义。     

玄理在诠释之中——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儒学与玄学的对立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玄学变迁的思路，也为玄学的产生和瓦解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学界在研究玄学史时，较多关注玄学的产生，却较少关注它的瓦解。思考玄学的瓦解意味着思考儒玄对立的问题如何得到最终的解决。南朝梁时的儒学家皇侃通过注解《论语》，将玄学对应到义理，并将玄理内在于儒家的经典解释之中。皇侃的这个思路为理解儒玄对立之解决和玄学之瓦解提供了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