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和解制度

行政法学理论通常认为执行和解不得在行政领域实施。但笔者认为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行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可自由行使。本文采用逻辑类推方式,具体阐释了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分析了指出执行和解的限定条件、法律救济以及非诉强制执行中法院审查等相关问题,以期为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提供一些立法参考。     

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拆除程序:争议与辨析

《行政强制法》第44条为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拆除设定了特别程序,但其规定存在很大的解释性空间.该法没有为所有涉及违法建筑管理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给予普遍性授权.对于违反《城乡规划法》的违法建筑来说,有关行政机关则不能选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理论和实践中,公告程序的操作存在多种模式.公告的对象应当是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先公告后催告的程序最具有合理性.“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排除适用系针对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其目的是防止对当事人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但是它将严重影响违法建筑行政管理的效率,其立法的理论基础值得检讨.     

行政诉讼和解的合谋隐患及其消解

《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人民法院以“和解”之名行“调解”之实。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和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行政诉讼和解中的“合谋”隐患应重点思考。通过利益博弈分析法与个案研究法发现:在行政诉讼和解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同类型的合谋隐患;行政诉讼和解过程中的合谋行为会导致“案结事不了”的和谐隐患以及法官的角色迷失。在行政诉讼和解的制度构造中为抑制合谋应当采取一些必要手段,即通过和解与审判的事权分离保证法官严守中立;通过明确行政和解协议的先予执行效力和可强制执行性来实现“案结事了”;在立法中增设继续审判请求权以进一步保障撤诉原告的合法权益。     

行政强制、行政诉讼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问题研究——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综述

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围绕《行政强制法》的实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问题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对于《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的具体审查、代履行、违法建设的强制拆除等问题。会议还主要讨论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等《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的重大问题。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以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的强制执行、公共利益的界定、补偿机制的完善等问题也是会议的热点议题。     

论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兼评《强制执行法(草案)》第24条

《强制执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公布,执行和解作为我国特有的制度予以保留,并且作了新规定。然而,这些新规定却存在条文之间相互矛盾以及未厘清执行和解协议与执行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研究视角集中在概念、性质、效力的分析框架,迁就司法实践并倚重实体法思维,及受到短时间解决执行难的政策影响。以程序法思维及原理作为指导,执行和解的逻辑基点为限制性执行和解,本质为申请执行人对执行名义所载债权的部分放弃而非对执行债权主体和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既不具有执行力也不可另诉。在执行体系中,执行和解应定位为补充性制度,相较执行和解而言,执行当事人应优先适用撤销执行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执行担保、债务人异议之诉等制度或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实现执行目的。因执行和解阻碍执行且其效力是否履行不具确定性,会引发执行中止。若不履行的,当恢复执行且不可另诉;若履行完毕,当终结执行。     

诉讼调解瑕疵救济制度的 理论反思与重构路径

[提要]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具有某些特殊的程序设置,也适用若干特别原则;但这些程序设置仅为诉讼调解制度活性的表现,上述原则也只是革命时期传统司法政策的延伸,均非调解与诉讼和解的实质差异点。据此以诉讼上和解效力的理论框架作为参考系,我国诉讼调解有既判力,但其与判决既判力不同,其根源在于我国将调解与判决完全等同。诉讼前调解类似于民事和解合同,不发生既判力,其瑕疵的救济适用实体法规定。诉讼中调解的效力瑕疵的救济渠道未能顾及调解及其效力的特殊性,宜予补救。救济制度对于我国调解效力的判定与相关观点的评价又会回溯地产生影响。     

群体性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探析

群体性纠纷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其有效解决除依靠常规的诉讼手段外,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群体性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包括协商和解、调解、仲裁和行政处理等方式.有效解决群体性纠纷就要进行理念更新、结构调整与制度建设,并建立与完善预控机制.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与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具有行政性、强制性和执行性。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部分强制执行的权力。根据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执行主体,行政立法将行政强制执行分为行政机关自行实施和申请法院执行两种类别。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缺乏统一立法,行政强制执行权划分模糊,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不健全。应对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强制执行机关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     

论行政强制执行在节能减排中的运用与完善

国内严峻的环境和资源保护形势以及国际激烈的气候谈判决定了我国节能减排应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作为保障法律义务履行的一种手段,行政强制执行在我国节能减排管理实践中已有较为广泛的运用。从产生能源资源浪费和高碳排放的基本要素来看,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还存在适用对象较狭窄、种类不够多样化等问题,这会严重影响行政强制执行在节能减排领域应有作用的发挥。就行政强制执行的完善而言,则主要包括将公民个体纳入行政强制的对象范围、增设非财产性的资格限制类执行罚以及完善公布违法事实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等内容。     

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几点思考

本章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含义、执行的性质、现有的执行模式及其运行的优点和缺陷的分析,提出现阶段不宜扩大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权的范围,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应当在对现有的模式加以完善的基础上,采取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主的立法模式.     

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即已存在,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的特色制度,也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最新修改显示,行政执法呈现出扩张趋势,但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从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行政权扩张本性的抑制、社会条件的变迁等角度着眼,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修改时可适当保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但应当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具体而言,修法时应弱化对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提倡行政调解,并适时调整行政查处的范围和力度。     

高校违法行政行为探析--侧重于权力制约角度的思考

高校违法行政行为是在促进高校依法治校进程中应该引起重视的一种行为。从权力分析的角度看,因为高校的教育行政权是一种微观的公共影响力,与师生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导致高校违法行政行为表现为:直接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具体利益;违法行政行为与组织内部管理权的泛化等有关;不按程序行使职权,忽略了合法性;违法行政行为多样化与矛盾的普遍性绞合在一起等等,而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权力缺乏制约。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违法行政行为问题,必须明确权限,严格权力行使度,清理违法规章,实行政务公开,增加权力动作透明度。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法律适用

理清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二者的衔接关系，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法律适用的制胜法宝。当一行为触犯行政处罚，又触犯刑罚规范的，若不严谨执法，可能会出现“以罚代刑”或“以刑代罚”的乱象，轻则损害刑法的权威，重则国家公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在处罚竞合的衔接上，首先是依据立法指导原则确定二者在衔接上的优先级，以明确处罚规则；其次是加强处罚竞合的实质审查，强化对处罚竞合的监督；再者要在处罚竞合视域下构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衔接机制，保证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相适应。     

2015年江苏省非法行医罪审判实例分析

文章对2015年江苏省非法行医罪审结案件进行筛选和分析,了解犯罪成因及行政执法?刑事审判对遏制非法行医的作用?非法行医罪行为人绝大多数属于无业游医,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非常大;非法行医高发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及外来人口较多的区县,医疗服务可及性较低是非法行医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卫生行政监督对于发现非法行医犯罪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部分司法机关对非法行医犯罪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处罚过轻?     

从"强制"到"合意":——行政执法方式改进的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确立,将对政府法治(包括行政执法)的研究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研究基于和谐理念的文明执法问题。传统的行政执法比较强调通过采取单方的、强制的行政管理措施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其实,不同的执法方式,有助于实现不同的法律目的。对执法方式进行改革,寻求公民和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的互相理解、配合,有助于提高执法的效率和效能。所以,注重公民参与和沟通、减少行政摩擦和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和行政奖励等制度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论法治框架下的行政执法责任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执法所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其背后所依赖的强制权力的特性也越来越凸显。滥用权力、暴力执法现象正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为法学界所关注。然而,目前关于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的研究,更多地是从行政执法制度本身的完善和责任追究方面来探讨,忽略了行政的目的及其在法治框架中的地位和角色。通过分析我国法治框架的依据及其目的,探讨了行政机关在法治框架中的使命,提出建立在公共利益考量基础之上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以期为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提供理论参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行政执法作为城市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的运行,不仅在公共事务管理层面拥有强大的积极能动作用,同时在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层面,也具有巨大的消极侵益的内在动能.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作为一种正在构建成长中的行政执法模式,在当今强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促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之下,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率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分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生成背景与制度特点基础上,研究了河南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的成效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的几点建议.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为克服传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体制中多层执法、多头执法之固有弊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应运而生。从理论上来说,该项改革有助于科学设置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高效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进而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目标。但就实践情况看,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却存在着执法范围不明晰、执法管理体制不完善、执法队伍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未来,亟须合理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权限范围,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管理体制,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稳步、有序及顺利推进。     

涉税犯罪案件查处中，税务机关如何与司法机关合作

由于一直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目前在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中 ,普遍存在着税务机关先于司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理的作法。这种作法不仅于法不合 ,而且也造成法律程序的混乱 ,因此必须完善相应立法 ,并规范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执法行为 ,从而增强对涉税犯罪案件查处力度 ,保护税收秩序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