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欧阳军喜在《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一)新材料的发现,包括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及海外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求,特别是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直接改变了学者关于近代式的观念,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二)史学新思想、新方法的输入,可以说,     

与时俱进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述评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史学研究的进步,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迈入了一个新时期,近代史史料学也随之发展。一方面,学界对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更加重视。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国家清史文献丛刊》总序中明确指出:"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收确证,以为依据。"另一方面,大量新的近代报刊、档案资料被发现或整理出版,中外学术交流的活跃也使得许多海外资料被引入     

中国近30年来甲午战争研究综述

对于甲午战争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近30年来,中国的甲午战争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逐渐深入,在不同时期形成了数个研究较为集中的领域,无论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还是从史料发掘,观点创新,都涌现出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今天的甲午战争研究不仅仅限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抑或中日关系史研究,已延伸、扩展到地区史乃至世界史研究领域:一方面,在传统上以中日关系史为切入点的研究基础上又增加、涵盖了近代东北亚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从而使甲午战争研究多维化;另一方面,研究理论与方法呈多样化,除使用传统实证史学、比较史学的方法外,还多运用现代化理论、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相关专业的理论方法进行了交叉研究。     

罗家伦与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严谨精进 有恨无悔──田余庆教授的中国史学研究

严谨精进有恨无悔──田余庆教授的中国史学研究田余庆教授早年从事中国近代工作，曾与金毓黻合作编辑了《太平天国史料》，并参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后来，他转而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重点致力的方向是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田先生参加...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学科。作为史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同史料研究的具体实践 ,两者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整个学科研究经历了建国前的萌生、建国初的初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活跃和迅速发展 ,开始形成初步的学科体系。当前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拓宽研究范围 ,完善学科结构 ,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方法 ,培养具有高素质的研究和业务人员 ,使这一学科不断创新 ,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中国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发展

近代蒙元史研究可从四个时期考察其历史发展。鸦片战争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开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边疆史研究重要内容的蒙元史研究，直接服务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其治史旨趣已经不同于乾嘉学派脱离现实的古史考据；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承前启后的时期，蒙元史料搜集范围扩大了，域外史料的采用使治史方法上有了创新；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新旧递嬗时期，一些旧史家继续沿用封建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蒙元史，其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是陈腐的，但其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功不可没，而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使一些学者尝试用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支，代表了蒙元史研究中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文学演进的历史趋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运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史的时期，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蒙元史研究中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取得了巨大成就。     

郭廷以史学研究综述

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一生著述颜丰.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活动和学术贡献,特别是他在边疆史、台湾史、太平天国史、中国近代化等领域研究成果有所论述,还探讨了他的“通史”观念、“国民革命”和文化史观、史料整理与运用、史学思想与方法等.尽管如此,在史料征引、研究内容与研究角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近代史学方法述论

中国近代史学以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即资产阶级史学为正统。它主导史学领域期间,中国史学有很大发展。近代“新史学”史家们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方法,其中有新意且成型的如：比较研究法、归纳研究法、历史统计研究法、二重证据法、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法、诗文证史研究法、碑志证史研究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历史演进”考辨法、史书章节编纂法、借助“引得”寻检史料方法等。中国近代史学方法,具有历史进步性,也带有时代局限性;在我国史学方法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起过承上启下、承外启中的历史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系统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现代化视角的引入,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基本理论的几点认识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以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以复原、求真和致用为主要任务的专科文献学。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学科基本理论、历史文献及其产生发展过程、研究和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以及中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史。它从属于历史学,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突出特点。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中国历史文献学面临着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实现研究手段现代化等多重任务和发展趋向。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敢纳须弥芥子中——《中国文学简史》前言

追溯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不能不瞩目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作品映现出特色,特色凝固成传统,传统又沉淀为历史。追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程,则不能不期望:未来的"大文学史"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下进行的。当时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手段,在立足史料,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从理论高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其科学性便受到损害,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古史考证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新历史考证学在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进展。新历史考证学表现出了诸多新特点,其实绩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被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文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