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围剿”的英明指挥者——读《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有关电报

在《周恩来选集》上卷中,收进了有关粉碎第四次“围剿”的一些电报,这是首次公布的周恩来同志指挥这次反“围剿”取得伟大历史性胜利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的珍贵材料。这些文献,已经连同他本人的功绩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册中。学习、继承周恩来同志的光辉思想,对于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排难解     

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的斗争策略

对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历史,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它概括为是反革命的“围剿”与革命深入的时期。并指出有两种“围剿”,一是军事“围剿”,一是文化“围剿”。国民党反动派采用下列办法进行文化“围剿”:第一,限制并剥夺进步书刊的出版自由。第二,对于进步的图书杂志禁止发行,进步影剧禁止上演。第三,对于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机关肆行破坏。第四,对于进步文化工作者不断逮捕和杀害。第五,提倡民族主义文艺,支持黄色文艺,企图以此对抗左翼文艺。正如鲁迅所说的,敌人的禁锢,比罐头     

鲁迅诗歌学习札记(二则)

一、 “秋门”别解 鲁迅的《湘灵歌》,解释上分歧很多,而根本问题在于:是歌颂革命根据地人民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呢?还是暴露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的罪恶?因此对“湘水胭脂痕”“皓月窥彤云”等句就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但有一句倒是没有异辞的,那就是结句“太平成象盈秋门”。一致认为“秋门”即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对于全诗的理解,这里不想多说,以前的《札记》中已曾涉及(我是赞成上述两说中的后一说的);我想对“秋门”的解释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民歌与“兴”

“兴”是“神话象征”,是一种在获得表达概念的能力之前人类特殊知觉的必然表达方式.“兴”句与正句意义联系的缺失反映着类概念形成之时必需的“简化”所造成的限制,而非人类解释的无力.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张国焘问题研究之三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是他在该苏区任职时所犯诸多错误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本文从五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当敌人加紧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时,他错误估量了敌我形势,盲目轻敌,认可和支持了荒谬的“偏师”说,种下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当敌军即将开始“围巢”时,他错误认为,只要攻克敌之据点麻城,便可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强令红军西次围攻麻城,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也贻误了红军准备反“围剿”的时间;当敌人向苏区腹地进攻时,他急令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正面堵击,与敌硬拼,犯了拼命主义错误;当敌人不断缩小包围圈,苏区首府、重镇和中心区域沦入敌手之后,他惊慌失措,急率红军主力撤出苏区,无具体目标的盲目西进,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当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之后,他在思想上再无重回鄂豫皖苏区的打算,严重违背了黄柴畈会议的精神,致使鄂豫皖苏区的绝大部分丧失。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张国焘问题研究之三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张国焘问题研究之三马建离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的错误，是他在该苏区任职时所犯诸多错误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本文从五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当敌人加紧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     

从视点角度看静态存在句中的“着”和“了”

从视点的角度看，静态存在句中的“着”类句反映的是说话人对事物存在状态静态的大纲视点模式，“了”类句反映的是说话人对事物存在状态动态的顺序视点模式。二者所反映的观察方向都是同序的视点模式，但“着”句的视点始终处于句中场景之中；而“了”句的视点首先位于句中场景，然后以回顾性的方向移至与之相对的另一场景，然后再移回到句中场景。     

重评小说《生命》

李敬信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写的短篇小说《生命》,是一篇比较早的反映和歌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好作品。但是,万恶的“四人邦”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把这篇小说看作眼中丁、肉中刺,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间,对它发动了一场疯狂的反革命围剿,他们蛮横地给《生命》扣上了“歪曲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硬说作品对崔得利这样的阶级敌人的揭露和批判是“丑化革命造反派“,对老铁头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描写和歌颂是“美化资产阶级反革命派”。     

“胭脂”和“彤云”辨——也谈《湘灵歌》的主题

对鲁迅的《湘灵歌》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它是歌颂我们党的红色根据地,赞美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军事“围剿”所取得的光辉胜利的。首次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周振甫同志。有人持另外的看法,简要说来,认为它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黑暗统治的强烈控诉和揭露,也是属于“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伟大诗篇之一。我同意后一种看法。     

评林彪、“四人帮”对所谓“剥削有功论”的围剿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导演了一场围剿所谓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大闹剧。他们对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进行断章取义,恶意歪曲,污蔑刘少奇同志鼓吹“剥削有功论”,“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等等。把这些作为刘少奇同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大罪状。这实际上是一场历史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造成刘少奇同志冤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天津讲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并从中记取教训。     

“羽扇纶巾”析

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究系指谁?许多同志都说,“这是古代儒将装束,形容周瑜态度从容闲雅”,其根据是“从‘遥想公瑾当年'以下六句是写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与上段的‘周郎赤壁'相应,不容割裂开来.”(见胡云翼同志注的《宋词选》)对这种解释我认为不对.近读郭沫若同志的《读书札记四则》,很有启发.郭老对“羽扇纶巾”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这首词上、下片之间有没有结构上的“相应”或说是照应呢?当然有.但是我认为并非“遥想公瑾当年”照应“周郎赤壁”;而是下片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照应上片的“一时多少豪杰”.     

《论语·公冶长篇》“无所取材”本义考论

《论语·公冶长篇》中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章,对于最后一句“无所取材”四字注解分歧颇大,故解释也五花八门。有人将“材”解释为“哉”,说子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人认为“材”通“裁”,说子路不能剪裁自己;还有人用本字解释“材”,认为是无法获取桴材。后一种解释是正确的。     

试谈关于“象”的问题

对“象”或由”象”构成的结构,从修辞角度来解释,人们看法基本一致,都认为是比喻,“象”是比喻词。而从语法角度来解释,有的语法书不涉及,有的既使涉及了,也只讲“象”是什么词,以及在句中所充当的成分,不讲由“象”构成的结构。近年来,有的同志明确提出,由“象”构成的结构,叫“比况结构”。现在有些语法书,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也有把这种结构叫“似的结构”的。看来,对这种结构看法是不一致的。     

《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

《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赵逵夫《哀郢》一诗的背景、作时及所反映屈原的行踪。学者们一直看法不一。首先是对诗中“过夏首而西浮兮”和“上洞庭而下江”这两句的解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其次是屈原“背夏浦”而东行后的行踪，过去的一些解说，也都感到疑问很多...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试解“玉环飞燕皆尘土”

《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年第二辑,发表金文明同志的一篇文章,对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清几番风雨》词下阕“君莫舞”一句作了新的解释(详见金文),我深表赞同。但对接下去的“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一句,金文仍如旧说,笔者颇有不足之感,因此想略陈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简介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_一。一九三○年八月,在湖南浏阳永和市,由第一、第三两军团组成,朱德同志任总司令,毛泽东同志兼任总政治委员。组成后,由湖南转到江西,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增编了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等军团,部队发展到约十四万人。     

谈语言美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话。我们都看见过这样的情景或自己有过这样的感受:一句“对不起”,常常可变“横眉怒目”为“和颜悦色”;一声“请”,往往可使“素不相识”变成“一见如故”。可见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美具有多么大的作用。语言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每天都在使用语言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与人之间是同志的关系,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尊重。我们提倡讲究语言美,因为这正是同志友爱关系的要求和反映,也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语言污染”相当严重。它不仅影响着社会     

中央苏区的苏維埃党校

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是,党、红军以及地方干部牺牲亦很大。党当时又处在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紧急关头,各方面都急需要干部,可以说干部问题成了发展革命战争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央苏区为了解决干部问题,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召开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办苏维埃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