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国学传统的开拓与创新——以叶舒宪先生文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为例

叶舒宪先生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同国学传统相结合,以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实绩,使中国文学研究方法和研究现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在文学人类学方面的探讨和＂四重证据法＂方面的巨大贡献,极大地扩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他以自己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实绩,引领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潮流。     

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从二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并由此探讨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必然性:第一、二重证据法融汇西学的科学证明之学,开启了史学现代实证的先河,但后来却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由此,必然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第二、三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因此,四重证据法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成为必然。     

重估大传统: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

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界创造性地提出"重估大传统",重新反思文化"大传统",以求达到对现有文明历史框架的超越与拓展。四重证据法作为"重估大传统"的方法论之一,在叶舒宪等人的一系列学术探索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四重证据法作为本土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学者为突破西方现代学科建制所作的努力,同时也在反思人文与科学之间对立的世界性思潮中,为弥补人文与科学的割裂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文章将结合实例,着重讨论多重证据法之第三重证据和第四重证据的性质及运用,透视其在方法论的维度上如何融合实证与阐释两种理路,从而有效地调和了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之间的尖锐对立。     

玄玉时代钩沉——四重证据法的新尝试

采用考古发掘的实物新材料,求证距今5500至4000年的中原及西部地区玉礼器所用玉材来源——墨绿色蛇纹石玉,依照《山海经》黄帝与玄玉的相关命名,通过中原及周边的19件玄玉标本,说明中原玉文化发生期的最早时代为玄玉时代。讨论西玉东输运动从深色调玄玉到浅色调黄玉青玉白玉的依次登场之多米诺效应,并最终取代玄玉的过程。这是通过实证手段求证华夏文明五千年主脉络的新尝试,凸显文学人类学派四重证据法在探寻和重构失落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方法优势。     

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

将文化研究的多重叙事概念与国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相联系: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参照材料;四重证据指考古实物和图像.用叙事学术语,可将第四重证据的功效概括为物的叙事及图像叙事,其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超越汉字记录的局限,在文字文本之外重新建构文化文本.以死而复生神话信仰的多种动物形象--虎、鹗、熊、蝉、蛇等的图像编码为参照,提示对文献叙事难点问题的再解读.     

中原话有熊,热议四重证据法——福彩·中原人文论坛第四讲学术讨论会侧记

文章对2009年11月7日福彩-中原人文论坛第四讲学术讨论会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综述.     

"四重证据法"视域下的早期孔子形貌书写研究

传世文献叙述孔子形貌,起源于先秦,在"四十九表"和相关民间传说中逐渐定型.作为第一重证据,早期文献中的孔子形貌叙述,奠定了以彰显神圣性为目的的异相化书写和以一定的逻辑、理性为基础的文学修辞这两种传统.后世对孔子形貌普遍持有异相化的认识,究其原因,既有对神圣异相传统的继承,又有对理性修辞传统的误读.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所载文...     

珥蛇与珥玉：玉耳饰起源的神话背景——四重证据法的玉文化发生研究

穿耳和耳饰的起源,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耳饰起源与史前期的人体神话观有密切联系。其特点是将头和耳视为通神或神圣的部位,并在耳与心之间建立神秘联系。以玉器为耳饰,是史前中国和东亚特有的文化现象,探究玉文化起源的奥秘,需要还原性地认识史前东亚的玉石神话观与人体神话观互动与结合的特殊情况。文章通过对珥玉礼俗与珥蛇神话的相关性探索,运用四重证据法,为玉文化发生研究提供神话学的理论解释。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     

文学人类学:探寻文化表述的多重视野

以文学人类学对荷马史诗的重新解读为例,展示了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视野为重新表述中国文化提供的借鉴,论述了从文学人类学的多元族群、多重视野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再认识与再表述."四重证据法"的方法拓展了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以此来进行单一的文献训诂、美学赏析所达不到的深层文化剖析.     

“二重证据法”的教学应用--以考证“武王伐纣”之年为例

“二重证据法”是结合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探究史实的方法,以此作为考证“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教学案例,在课堂中进行研读古籍和考证方法训练,有助于提升学生研习史学的能力。     

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再思考

背景和问题 中国文学人类学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清晰的学术脉络。其研究角度包括：用文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以及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其具体的研究实践及成果有：口头文学的研究（朝戈金、徐新建等）、重释中国古代经典以及“四重证据法”的运用（叶舒宪）、表述问题（徐新建）、仪式理论解读作品（彭兆荣）等理论方法的总结和运用。     

探寻《格萨尔》史诗中的“霍尔国”——四重证据法的多重视野

"霍尔"(■)是古史中常见的族群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所指涉的族群呈现出流动性特征。"霍尔"是古部落的族称,它像一个符号涵盖了血缘上的延续和地缘上的联系,历史上很多族群都与之息息相关。霍尔国是部落联盟,从西藏、青海、甘肃到四川都有以"雅孜红城"命名的霍尔国遗址,雅孜红城(■)意为雅孜红色城堡,现在海西州的蒙古族属于《霍岭大战》中白帐王部落,而天峻县的雅孜红城实则为霍尔国白帐王哨所遗址。     

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钥匙——评叶舒宪先生的《文学人类学教程》

《文学人类学教程》的意义大大地超出了教材的范畴,是一部奠定文学人类学学科基础的著作;《文学人类学教程》最突出的创新和主要建树,就是文学人类学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百年来,虽然有不少近现代学者探索文化人类学方法的文学研究,但是明确作为一种整体新研究范式的提出,确实是由叶舒宪完成并由《文学人类学教程》集中体现出来的.对什么是“文学”本体论的反思和建构,是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从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继承到“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叶舒宪以他倡导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完成了一种对国学传统方法的现代衔接与更新.从这些角度看,《文学人类学教程》无疑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中国古代证据法文化透视——以语词“供”“证”为中心

证据法律制度中,语词"供"与"证"当属核心词语。在我国传统证据法律制度中,"供"与"证"的内涵、外延、关系,规定着我国古代证据规则的空间格局,标志着我国传统证据法文化的特质。"供"与"证"一端连着传统,一端牵着现代。"供"作为言词证据,依然存在于现代刑事诉讼领域。指称人证、物证的"证"除内涵与外延变化外,依然是现代刑事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作为证据用语的"供"与"证"是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是制度意义上的符号,更是法文化意义上的符号,它表征着一种理念、一个过程、一种意识、一种态度,反映了我国司法证据制度,由重口供到轻口供、由零口供到重物证、由口供至上到券证主导的制度性转换。     

习近平关于劳动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它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华优秀传统劳动美德、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为理论逻辑;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劳动实践昭示为历史逻辑;以推进“五位一体”实现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为现实逻辑;以新时代现实的人为价值起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宿,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原则,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为价值实现方式,体现出鲜明的价值逻辑。     

论“青马工程”铸魂教育的四重逻辑——从“两化”理论说起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智慧”学说的核心内容。“两化”理论运用于“青马工程”的铸魂教育,是增强青年思想教育的时代性、实效性的有效途径。从理论逻辑来看,“两化”理论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提供本体论指导;从认识逻辑来看,“两化”理论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提供从“无知”到“知”、转识成智的路径参照;从方法逻辑来看,“两化”理论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提供方法论指导;从价值逻辑来看,“两化”理论最终指向的自由人格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提供了终极价值遵循。     

时间?抑或空间?——对海德格尔的“四重整体”的阐释

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它意味着存在与日常生活世界的交融。诸多学者将其阐释为一个空间概念,但这种阐释切断了这个概念与其前期存在论之间的联系,因而不利于对其进行完整的理解。四重整体与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有着深层渊源,作为对生存论存在论的矫正,它撤销了此在的主导地位,但人的一方仍在沟通存在与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此在的时间性在此仍是有效的。海德格尔在对荷尔德林的诗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人在存在之运作中的意义。同时,对应于四重整体,海德格尔也提出了四维时间,这说明四重整体在本质上仍包含时间内涵。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及“写”文化的多种叙事

将20世纪的人类学在"写文化"方法上的文学转向,同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两相对照,揭示学科互动带来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更新契机.通过对儒道两家共同推崇的远古圣人传统的知识考古学发掘,昭示对华夏文明发源起到关键作用的物质符号编码--玉礼器与青铜器组合的由来,彰显四重证据和五种叙事的立体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