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人民日报》与"十七年"文学生产

<人民日报>发表的文艺社论、编者按、文艺消息、读者来信、作家检讨、文艺评论、文艺作品引导着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方向,规约和促进着"十七年"文艺的生产及其价值诉求,进而建构起具有党性原则的新中国文学制度.而这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典范作用.     

1949-1966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

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言说的思想逻辑.美英所谓的"我们",有时是冷战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有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层面上的,有时则是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的"我们"所解读出的"他们"有所不同,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总体上呈现出一体化的面貌,"反日常生活"是其主导的书写方向。从人物形象的建构到生活空间的营造,从对性别的想象到对物质的阶级属性的归类,这一时期文学建构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的话语策略是全方位的。不过,在政治允许的限度内,"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书写,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而且也意味着文学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可以对政治的构造起到反作用。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以十七年文学中身体与伦理的博弈为考察对象

就社会学而言,身体包含个体拥有的外在服饰、依托的内体和内在的精神主体三个层面,伦理包含民问伦理、道德伦理、革命伦理三个维度,两者之间博弈、互动、整合.于是,分别抑制了各自话语维度的革命伦理和身体的精神主体作为"宏大叙事"的主流,在党国同构的意识形态引导下,从复杂的博弈杂糅成单一的共谋同构.这种身体与伦理纠缠迎拒的状态催生了天使献身型、妖魔纵欲型和日常欲望追求型三种人物形象/身体写作维度,他们都是社会文化之于人物主体性的镜像隐喻.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对接与歧异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日渐成为一种思潮,承载起文学大众化的使命。底层书写由来已久,在表现小人物的物质贫困、精神麻木上,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在精神走向、情节结构、审美表现上又有许多歧异。底层文学不管是社会学价值多一些,还是文学价值多一些,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分界窄化了文学场域,在具体阐释中,面临审美削弱和深度缺失的诘问,它的出现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转型时期一部分人的社会情绪和道德呼唤。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限度和自由: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间接呈现

在"十七年"文学中,情爱叙事并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被压制。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作家们对情爱的表达时常通过一些迂回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对被看成禁忌的恋人间的身体接触的描写更是如此。"情爱身体"间接呈现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通过一些意外的情境将恋人间的身体接触合法化、借助身体语言、设置恋人外的第三者开"性"玩笑的方式、把两性之间的性吸引进行距离化和审美化的处理、描写非政治的民间人物的情爱等。这些方式使小说保持了一种叙事上的紧张感,并改写了"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中的情爱书写单一、透明的面貌。     

大众传媒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体制建构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体制性的力量驾驭着作家的个人创作.伴随着报刊、出版社的国有化过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文艺生产领域不断强化,文学作品的发表原则、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嬗变.在此过程中,大众传媒运作同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叠合在一起,它们借助权力和利益配王方式,引导作家创作在意识形态设定的框架内进行,催生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形成.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秋夜里的“粉红花”——再谈十七年作家的理想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在风雨飘摇中发展,作家们的精神轨迹也在理想和失败的交替中无休止地轮回,然而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始终贯穿于文本之中.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

“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已日益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有论者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但事实上,90年代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卷土重来”不过是个“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才是评说之意义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评说的距离”(时间)将决定着“距离的评说”(结论)。许多曾经参与“十七年文学”“事件”构造的“当事人”,后来成了     

十七年东北文学论

十七年东北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时代的波峰浪谷 ,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背景下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探索 ,并在现实主义叙事、北大荒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创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十七年东北文学在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有机交融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审美底蕴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十七年文学”中人文精神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文学是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关注人类的存在、思考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精神活动。但“十七年”的文学活动却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究其原因。“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和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双重合力。将文学活动演变戍一种政治行为。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一步步走向“缺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日趋委琐的本相。     

“十七年”文学中新民歌的审美表征与反思

新民歌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勃兴源自古典与民歌嫁接的倡导。新民歌在审美上的特点表现为公共意象的集体塑造、抒情个体的集体失落以及民间口语和民间形式。新民歌的大众化是被绑架的大众化,其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仅仅流于表面,意境的缺失是新民歌在艺术上的短板,种种不足最终导致其诗艺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