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王权观念的演进及特征

苏美尔王权观念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后世巴比伦和亚述王权观念的根本源流。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王权萌芽及形成阶段、从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变阶段及专制王权加强和完善阶段。在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苏美尔王权的基本特征形成,主要反映在其阶段性、神圣性及至高无上的专制性等方面。     

中华文明史的玉器时代与王权起源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起源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西方文明起源于铜器时代,而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以斧钺彰显王权的文化现象也起源于玉器时代,而玉钺便是军权、神权、王权三合一的象征物。中华文明史中象征王权的斧钺,其时代发展顺序依次经历了:玉斧钺时代、铜斧钺时代、铁斧钺时代。随着铜斧钺时代、铁斧钺时代的逐步发展,玉钺的王权象征意义虽渐趋弱化,但以玉钺或其它高规格玉器象征王权的文化却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之中。而今应当特别注意玉器时代的玉钺对王权起源与发展的影响,更应当给玉器时代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     

鸡足山的诸王权——基于王权与山岳关系的讨论

处在"多文明接触过渡地带"的大理鸡足山,拥有众多的王权传说。它表明鸡足山的王权形态并非单一,而是多种王权在这里汇合。或者说,多种王权都企图在鸡足山上得到表达。鸡足山上保留的王权传说正是在王权终结之后,王权与山岳结合的产物。历史上在这一地带角逐、拉锯过的地方政治势力都试图以王权的形态在山川中得到延续和展现。文章试图对不同的王权形态进行分类,并找到彼此间的结构关系。     

古代埃及王权历史表述模式的起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埃及的国王能以神的身份进行有效的统治,可见王权的思想起源很早,且思想深厚。和王权相关的有效的"历史"表述是王权正常运转的必备的宣传工具,象征性的符号体系、可视的文字艺术以及和王权的连续性相关的编年记录、王表与年代记等,一起营建起了强大、神圣却又神秘的王权形象。而象征符号、可视文字以及编年纪录的最初根基在早王朝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已经悄然铺开。     

神话历史:介于祠堂与神庙之间——秦晋两地扶苏“故事”的人类学考察

在现代社会中,神话与历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简言之,神话是有关"神的故事",是虚构的;而历史则是"人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然而在早期历史或者是口传文化中,历史往往与神话交织在一起,这种历史也因此被称为"神话历史"。秦晋两地流传着一些关于秦太子扶苏的"故事",这些故事在顾及基本"史实"的情况下又大多带有将扶苏"神化"的色彩;而与故事想对应的供奉扶苏的建筑,也有两种不同的称呼:"扶苏祠"与"扶苏庙"。这种将历史人物"神化"或者说是"造神"的现象,往往又带有一定的目的——宣扬忠、孝等思想,进而为王权的统治服务。     

“埃杜巴”——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学校

一幢房子,象天穹有一具犁,象铜壶被布覆盖, 象头鹅昂立在地,人们闭着眼睛进去,睁着眼睛出来。谜底:学校。这是写在古代苏美尔的重要城市乌尔出土的一块泥板上的谜语,距今已约有四千余年。①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两河流域南部考古发掘工作的全面展开和人类最早的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②学术界始知古代两河流域在塞姆人和巴比仑·亚述文化之前还存在苏美尔人和人类最早的苏美尔文明。丰富多彩的苏美尔文明不仅使人们对古代东方社会的认识发生深刻的变化,也使人们对世界文化史的内容不得不进行扩充和改写。本文拟根据本世纪两河流域有关苏美尔学校教育的考古资料就人类最早的学校教育作一初步探讨。     

中国王权与西欧国家王权之比较

史实表明,中国王权是不受限制的,西欧国家王权是受到限制的。这种巨大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欧国家历史起点存异,对王权监督制约机制之有与无,抗衡王权的新思想、新理论之有与无。     

超越封闭文化——中国境外的文明、区域和长时段的延续与断裂

文化的流动与封闭、延续与断裂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问题.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迈克·罗兰教授从宏观的跨区域文明视野出发,讨论了"文化区"、迁徙与流动、民族学与社会学在文化/文明认知角度上的差异,并以"深度历史"和"长时段文化"的观念,对亚马逊、太平洋地区和非洲大陆的人口、生态和物质文化进行了探讨,对欧洲殖民势力侵入非洲之前的中非和西非的王权和世界观作了精辟的分析.     

感生、异相与异象:“天命”神话建构王权叙事的路径

"天命神话"指以宣扬"天命"思想为主的神话,主要包括感生神话、异相神话与异象神话。自汉代至晚清,在中国正史中,感生、异相与异象成为历代帝王神圣诞生神话必不可少的叙事情节:帝王或因其母亲感天受孕而生,或天生异貌,或出生之际天降异象。这三类"天命"神话本质上是政治神话,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意图。借助于帝王诞生这一神话主题,"天命"神话通过感生、异相与异象这三种方式介入王权历史叙事。在此过程中,作为元叙事的"天命"神话因其表述皇族的神圣起源而进入历史,进而成为王权意识形态建构的塑造性要素。根本上说,自商周以来关于"天"的神话信仰,作为"天人感应"核心内容的五行理念,以及关联宇宙论所强调的"天命"观,三者的相互作用催生了中国正史中的"天命"神话。     

亚述地区的民族冲突与文化融合

亚述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民族直接的不断冲突和融合成为亚述文明发展的一条主线.阿卡德人、苏美尔人,阿摩利人、胡里安人及阿拉米亚人等众多民族纷纷侵入亚述地区,亚述人在与入侵民族的冲突中也不断地吸收这些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地与这些入侵民族进行各方面的融合,亚述人与这些入侵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亚述文明.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如何重构大传统——兼论《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的方法论

当下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传统指的是前文字时代的传统,服务于重构中国文化观这一现实诉求。如何利用非书写资料阐释中国版图内不同区域的文化在同一时段内的互动关系,继而重构该时期的文化传统,成为当前文学人类学大小传统理论建构的关键问题。《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书通过解读米诺时期金戒指上图像的意义,还原了米诺时期地中海文化共同体的本原面目,为中国文学人类学关于大传统关键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跨学科研究范式。     

古代埃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和联动

本文考察了古代埃及从王权国家产生伊始到新王国期间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侧重分析了古王国时期神被视为国王的保护者、中王国时期国王变成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新王国时期国王因神的意志而动三个方面,试图说明这些特征在时间上先后生成的历史原因,同时揭示王权与神权之间彼消此长的总的趋势。     

试论战国王权的几个问题

战国国君不断改变称号直至最终称王体现了战国王权的形成过程.国王通过赋税征收制度、符节制度、官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并辅以神权来加强王权.王权的强化与相权产生了矛盾,因而国王利用俸禄选士、严刑峻法和设置大将宠臣等手段来分化控制相权.与诸侯的君权、周代王权及秦代皇权相对照,战国王权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战国王权是诸侯君权的扩张,其专制性与西周王权有本质区别,其不成熟性则是与秦代皇权的主要差异.     

神秘的哥贝克力石阵

哥贝克力石阵又称哥贝克力山丘。至少有11000年以上的历史,与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同一时代。比地球上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还要古老将近5000年。20世纪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考古学者就在茫茫戈壁中发现了该遗址．但认为它只是拜占庭时期的一个军事据点。     

路易十四时代文化艺术现象刍议

本文对易十四时代的文化艺术理象进行了阐述 ,分析了专制王权下为何出现了文艺繁荣以及这种文化艺术繁荣与专制王权的关系     

“古蜀国起源”研究综述

随着近年来宝墩文化和营盘山文化的相继发现,学者们加大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与古蜀文明起源的关注,在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中,加快了古蜀文化"寻根"的步伐。本文的"古蜀国起源"是特指三星堆文化(除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产生以前、关于蜀地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重点在于"来源"或者是"继承关系"的探讨。     

“美玉不琢”与现代投资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她影响了整个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格局及脉络,华夏文明从何而来,她的起源是什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探究。     

明代文论求“真”观念对传统文论真实性观念的颠覆

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求"真"观念之所以呈现出节制性的特点,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基于文言言说的高雅文化,文学主体是肩负主流意识形态宣教责任的、传承高雅文化的、参与现实政治的文人士大夫。因此,在传统的文学真实性观念中,"真"需要受到意识形态、高雅文化和政治正确性的制约。这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都能够毫无节制地进入文学书写。而明代以"真"论文学打破了这一节制性的写真实的文学观念。新的求"真"观念从文学主体、文学写作过程和文学之美以及文学本身的真实性判断等方面,均超出了传统的规约,而展现出颠覆性的特点。这种颠覆动摇了传统的高贵的、雅正的文学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但也带来了文学真实与现实真实界限模糊的新问题。     

中世纪英格兰教俗关系的变迁

教俗关系是中世纪英格兰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基督教于6世纪末正式传入英格兰,得到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君主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同时君主利用教会强化统治基础,教权与王权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诺曼—安茹时代,王权与教权同步强化,两者就教会最高主权、司法权与封建权益等方面展开激烈争夺。13世纪中叶以后,罗马教会陷于混乱,无力与世俗王权争斗,英格兰君主借机强化对本国教会的控制,教俗关系趋于缓和。在教权与王权世俗权力关系的长期博弈中,英格兰王权作为逐步觉醒的民族主义代言人开始显现出强大的活力,并最终确立在教俗两界的至尊地位,进而引领了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