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南明清移民孤岛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

探讨明清时期川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一是孤岛汉族与后迁汉族的关系,二是汉族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归纳川西南民族关系的特征.孤岛汉族凭借其文化特质,保持着"我族"与"他族"的"双重"边界,显示出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族学境界的流动性,为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保护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案例.     

略谈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

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有的认识甚至比汉族政治家和思想家还要深刻和精辟.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十分推崇"孝"和孝子,看重和强调道德和品行,重视和强调"诚信"的意义和作用,强烈呼吁和期盼出现大一统局面.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中之所以会出现汉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孝"、"德"、"诚"和"大一统"等思想观念,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孝"、"德"、"诚"和"大一统"等是各个民族普遍认可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其二,有的少数民族本身就与中原汉族有着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保留着汉族思想文化的基因;其三,少数民族的政治家都比较重视学习和吸收汉族的思想文化;其四,一批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人物,在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对少数民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五,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中深受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     

他者的镜像:论汉族作家笔下的少数民族书写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书写形成了一种"他者的镜像",在"他者"——汉民族文化的参照下,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书写中呈现出异域风情化与历史化的取向。在创作的具体内容方面,异域风情化既是汉族作家作为"他者"的一种文化与审美的取向,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活的映照;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书写传达出的是一种"他者"的观感和态度,无疑影响到了作品与历史对话的广度与深度。在创作的姿态与自我意识方面,汉族作家多以旁观者的姿态书写少数民族,并显示了相当一部分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化表述中内在的自我意识。作为他者的言说,汉族作家只有承认自己是他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活的立足点,客观地阐释他者认识到的异质文化。     

宋教仁的“汉族”观

"汉族"是清末革命党人常用的重要话语,这一概念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阶段。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把汉族的起源定位于黄帝,这是个文化符号也是种族符号。宋教仁还把汉族建构成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强悍民族,为的是在国力孱弱备受欺辱的境况下激励自己的同胞。尽管宋教仁强调汉族的特性,但其民族和国家建构的最终目标,是融汇国内各族群建立"五族共和"的现代国家。     

论中国早期属民共同体整合

秦王朝郡县治理正式开启了中国"朝民"整合实践,使"华夏"在所指地域间、所指人群中,真正形成一个统一为一体的国家属民共同体.汉、唐两朝各自留下了传承至今的重要历史遗产,那就是"汉人"和"唐人"群体及其称渭.即当时当朝的整个国家属民共同体.随着"共为中华"的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出现了新的更大的属民共同体整合.需要扩大定义"中华"求得共享,则在更大范围把原汉地"郡县民"一并"识别"为"汉族".汉族人群可看做中国属民共同体整合的一个早期实例.在中国属民共同体整合历史上,自两晋南北朝即已启动的"汉族识别"趋势值得注意,这标志着将汉族包含在内的后世所称"中华民族"的统一国民共同体产生自觉的起点.     

中原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孝妇故事比较研究

中原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孝妇故事的产生是同源的,通过对孝妇故事的背景关系、类型和思想内涵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中原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孝妇故事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以及产生差异表现的原因,认为中原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孝妇故事有着"和而不同"的状态。     

“老虎母亲”型故事之流变——以汉族与朝鲜族的民间故事为中心

"老虎母亲"型故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著名民间故事。从故事分布状况看,汉族和朝鲜族的"老虎母亲"型故事都覆盖其全域;从故事的形式上看,汉族的"老虎母亲"型故事属于"惩治"型,朝鲜族的"老虎母亲"型故事则属于"日月由来"型;在文化意蕴上,汉族的故事体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识和善必胜恶的乐观精神,而朝鲜族的故事则表现出基于固有巫俗信仰的"神人相通"、"通神求生"的意识观念。     

论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批汉族移民尤其是军事移民落籍腾冲。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落籍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修撰家谱、建盖宗祠等方式,在"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中,建构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     

基于文化互动的准格尔旗和谐民族关系构建

内蒙古准格尔旗地处晋陕蒙三省(自治区)交界,是著名的"鸡鸣三省"之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历史上中原民族"走西口"经济交流的必经之地,并因此而闻名,准格尔旗的人口迁移主要以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汉族人口的迁入为主,文化互动也主要集中于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当地的蒙古族和迁入的汉族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生产、生活、繁衍,共同创造了蒙汉文化融合的艺术表演形式"漫瀚调",文化交流互动的最基本表现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有艺术文化、宗教文化的相互渗透。     

论近代东北地区汉族移民来源及其贡献

有关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起于上个世纪初期,在近百年的研究过程中,有诸多高质量成果问世,但就地域特点而言,对近代东北移民尤其是汉族移民的研究十分薄弱,研究成果较少,且多侧重对历史的叙述及移民形态的研究。因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汉族移民人口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民族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重点对近代以来通过"遣戍""移民实边"和"闯关东"等方式来到东北地区的汉族人口,以及其对当地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交融等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从而补充、深化近代东北汉族移民问题的研究。     

浅论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生活在中国南方的汉族与中国北方的汉族,在生产生活、习俗文化,甚至在体貌、方言等方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共同尊奉着炎帝和黄帝为自己的始祖,自称是"炎黄子孙";他们以传说中的"龙",作为祖先崇拜的图腾,称呼自己是"龙的传人";他们不无自豪地承认自己是汉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有关传说做科学的分析,可以窥测到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多元起源,及其初始的族体就是由滨海和湖泽地区的渔猎者、沿江河流域拓展的农耕者、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的农耕者,以及从狩猎过渡成的农耕者融会而成,并且共同步入稳持发展的农耕经济文化。这也许就是汉族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分布广泛民族的根本原因。     

刑事和解中"官方法"与"习惯法"关系实证分析

在刑事和解改革中,许多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遭遇是否适用"习惯法"的难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文化因素较多的汉族乡村地区,一些"习惯法"被纳入到刑事和解方式的多样化探索中.它们在妥善解决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独到优势.在刑事和解中实现"官方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当代中国司法中的融合和发展.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 ——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

"汉族中心论"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模式将中华民族看作是汉文化人群同化异族而不断扩大规模的结果,由于其无法将边疆民族合理地纳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框架当中,因而并不令人信服。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史观是一种建立在各民族普遍联系这一"整体史观"基础上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凝聚叙事模式。其所谓"汉族核心"是指在各民族的联系网络中,汉族发挥了核心骨架作用,将各民族结合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新清史等片面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的理论范式,其实质是一种"内亚王朝史观",这种范式并不能对历史中国的性质这种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夏地区汉代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

对宁夏地区发现的两汉时期墓葬的综合研究分析可知,两汉时期宁夏地区的墓葬文化各种因素中,既有汉族移民文化因素,也有当地本土的"土著"文化因素,两种文化因素在整个墓葬文化因素中所占比重的不同,反映了汉族文化循序渐进影响这一地区的客观史实。     

当代多民族社区族群关系模式探析——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基于对湘西多个土家族、苗族、汉族多民族聚居区、多元文化区的田野调查,来总结和归纳我国多民族社区族群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模式及其走向.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的文化互动与族群关系表现为"和谐与共生"、"竞争与冲突"并存的多维族际关系模式.同时,基于汉文化和汉族在两族文化互动和族群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对湘西族群关系从"团体多元主义"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走向作了展望.     

文化认同与民族交融——20世纪50至80年代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元素

文化认同既可能指个人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也可能指不同民族成员彼此认可对方的文化要素。从这一视角考察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汉族作家汲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二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三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他者"文化的自觉吸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新疆本土汉族作家在民族团结颂歌的时代精神指引下,以高度的使命感展现着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80年代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更趋向多元化,同时一些优秀的"民考汉"青年作家开始活跃于新疆汉语文坛上。     

“非汉族”“中国经验”的现代性难题及其可能——从阿来的《机村史诗》到《云中记》

阿来想从"非汉族"的角度写出真正中国的经验,这一诉求在他的六卷本《机村史诗》和《云中记》中有鲜明的呈现。其涉及汉族经验与"非汉族"经验的关系问题和中国经验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两个层面的问题在《机村史诗》中常常纠缠在一起,阿来深陷其中,不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机村史诗》既见出阿来的雄心,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困惑之所在。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看似复杂的问题,并不一定需要相匹配的容量去表现。《云中记》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神象递嬗视角下的汉族神话及其蕴含的文化因子——兼与希腊神话比较

神象"三像"(兽形神、人兽神与人形神)的递嬗与人类自我意识"三我"("无我"、"混我"与"准我")的演进密切关联,以这一关联为视角对汉族神话进行观照,发现汉族神话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兽形神、人兽神充分发展,而人形神则呈"缺席"状态。其二,神象的覆灭表现为"形灭神存"的奇特形式。这两个特征孕含着汉民族相应的两大文化因子:"主客合一"与"阴阳理性"。     

"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

唐末五代士人对沙陀政权的认同,是与他们的国家观、正统观、华夷观密切相关的,也是沙陀人汉化的结果.士人们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先秦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结合现实,提出了以儒家"礼义"、"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沙陀人则在内附后由"在蕃"到"入附"、"熟户",成为唐朝的"王人"、"百姓",并最终与汉族融合.沙陀政权由此也得到了汉族士人群体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