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

有唐一代,官员经商之风日益炽烈,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但都无济于事.本文对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认为主要原因有: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唐政府经商对官员的诱导、唐代官员的俸禄偏低、商品经济观念对官员的冲击以及官场和吏治的腐败等.     

北宋对官员家庭治理的要求——以闺门、女口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政府将官员的家庭治理视作吏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出现"闺门不睦"、"闺门不肃"等闺门之故的官员给予惩处。对官员置妾、雇用女口以及特定的两性关系也有严格的约束。官员不能雇用管辖区内的女子为其服务,同时要求官员洁身自好,不得与社会上的倡女有染,更不能纳倡女为妾。宋代对闺门之故的防治,严禁官员雇佣所辖部内婢女以防权力寻租,这些规定是加强吏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下加强廉政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俄属芬兰男爵曼纳海姆(马达汉)西域考察中的官员交往

本文就俄属芬兰男爵曼纳海姆(马达汉)西域考察中与新疆各地各级官员的交往,结合清代档案史料,论述了清末新疆的吏治.     

清代雍正朝官员行政问责与处分类别

雍正朝号称吏治清明,这点和朝廷对官员的管理密不可分.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对于官员的问责与处分,从制度规范,到实际运行,都有一定的力度、深度和高度.就处分类别而言,雍正朝依据官员过误的不同程度设定了罚俸、降级、革职,又围绕着这些处分方式将其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最终形成了集人治和法治于一体的处分类别系统.     

齐鲁人与两汉地方吏治

吏治的好坏是关系地方经济发展、教化推行、社会稳定的基础 ,而吏治清明与否与最高统治者能否重视和选拔德才兼备的清官能吏、地方官吏执政素质的高低及对官吏的监察是否到位等都有直接关系。在两汉地方治理中 ,改善吏治是齐鲁籍官员实践活动较为集中、较为突出的方面 ,具体体现在廉洁自律、执法严明、整顿吏治几个方面 ,对两汉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试论陈宏谋胥吏管理之实践

清代胥吏之弊严重,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员都十分重视.陈宏谋是清前中期一位重要的督抚大臣,吏治突出,他把教化训导与实政结合起来,有效地管理和防范胥吏弄权作弊,对当朝和后世影响很大.     

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

在两汉时代,民众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参与意识,这在当时时政谣谚的广泛流传上得以充分体现。这些谣谚涉及到国政大事、官员治政、官场风气等方方面面,喊出了民众的心声与感受,表达了百姓的倾向与爱憎,对汉代的政治与吏治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构成了汉代社会一幅难得的政治风情画卷。     

明代救灾用人问题初探

救灾用人关系到救灾的成败,因而"救荒贵在得人"就成了明代人的普遍认识.明代救灾官员的选任,既重廉洁.亦重能力,强调廉、能的结合.在救灾用人实践中,既承继传统的遣使救灾,又充分发挥巡抚的多重作用,并重视府州县赈务官的选任.但明代的救灾用人无法脱离整个吏治环境而独立存在,故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清代的时势变迁、官员素质与赋税征收的失控

清初吏治清明 ,社会逐渐走向恢复和繁荣 ,赋税日渐增加 ,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康雍乾盛世。然而 ,自乾隆中期始 ,社会由盛转衰 ,官员腐败普遍化 ,赋税征收失控 ,以嘉庆中衰为契机 ,终于铸成清朝统治的衰败之局。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 ,由于封建政治体制本身的痼疾 ,加以时势的变化 ,吏治从清明转为腐败 ,中央政权的统治力也由强变弱 ,时势的变化是必然的 ,社会的救治就只能从冲破封建制度着眼。     

王船山吏治思想探赜

王船山的吏治思想是一个"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的完备体系,他主张将法律的制裁作用、考察制度的制约作用、廉洁品质的统帅作用结合起来,构筑了法律、制度、道德三位一体的吏治机制。船山注重防治上层官员的贪污的思想主要体现船山"以法相裁"的宗旨;船山对于治吏制度的构思主要凸显了船山"以义相制"的旨趣;船山关于养廉的思考主要反映了船山"以廉相帅"的精神。王船山吏治思想的核心是要根治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社会中官僚政治的贪渎腐败、庸碌无为、冗官冗政这三大顽疾,其中合理的进步的因素即使对于现代社会的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依然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试论中国古代的反贪立法

试论中国古代的反贪立法黄启昌防止及查处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我国历代整饬吏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法律武器来规范各级官员，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贪法律史料。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反贪斗争，...     

宋武帝刘裕对节俭的倡导及影响

宋武帝刘裕倡导节俭,首先表现在个人生活上"节俭过人",自晋末执政以至称帝,其起居、器物皆体现出朴素的作风,甚至与普通百姓无异.不仅如此,他还"以俭正率下",对后宫、子弟及官员皆以节俭相期,并以有相关制度相约束,一再拒绝地方进献奢侈物品,"严整有法度".刘裕倡俭,对当时吏治风气、施政方式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刘裕之所以能够倡导节俭并一度形成了节俭风气,既与其早年的贫困生活经历有关,也与其所代表的寒门阶层与集团的整体文化倾向有关.     

宋代公使钱滥用问题探析

公使钱本应用于官员的往来招待和日常供给,但在实际操作中,私用、过用、挪用公使钱的现象层出不穷,并且有随时间推移而加剧之趋势,由此成为两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弊病.公使钱滥用的表层原因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管,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尚在于宋代君臣对于这一制度的认识普遍存在偏差,使得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层面缺陷被不断放大,并最终对宋代的财政、吏治造成严重危害.     

明朝对官员的监察及其启示

明朝对官员的监察及其启示高春平治民必先治官，这是许多政治家的共识。明朝建立后，为使朱家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吸取了历代整顿吏治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开国之初必须“以猛治国，严惩贪污”的施政方针，并为子孙搭起官僚体制的框架。其后二百余年，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     

宋代地方官任期制初论

任期制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地方官员任期制实行的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到封建吏治的得失,而且关系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能否加强。 中国古代地方官的定期轮任制是不断变化、逐步完备的。在宋代,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特别是随着以资格用人和磨勘转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官员任期问题备受重视,然而,在当时冗官问题异常突出的客观条件影响下,宋代地方官任期制产生的弊端也特别突出。本文拟就宋代地方官员任期制的发展变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任期太短带来的危害及其原因作一初步论述。     

"康乾盛世"的吏治理论与实践

吏治问题是历代政治家所关注、探讨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公元1662年至1795年问清前期的"康乾盛世"为历史背景,对这个时期三代帝王在吏治上提出的理论见解及其反腐倡廉的历史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而详实的探讨,着重揭示了"吏治不清,乃国之大害"、"敷政之道,用人为先"、"民足为教化之本"等吏治论说,"洁己率属"、"政治行于上,民风成于下"的廉政建设方针,以及在实践中所推行的"贪污之罪,断不可宽",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中央与地方高级官吏等惩贪政策.作者认为这些理论切合清前期社会实际,具有理论建树意义,为"康乾盛世"的开创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政治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吏治的历史局限性.     

科举制度与宋代吏治

立国于五代长期动乱之后的赵宋政权 ,为了革除五代积弊 ,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厉行文官政治是其核心内容。文官政治的基础是文官考试 ,北宋前期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买官卖官与任人为亲的途径 ,从根本上解决了门阀政治的再起和军将擅权的基础。大量的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中下层士人进入政府机构 ,官员的廉政素质有所提高 ,对宋代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社会控制机制的立法考察--以基层社会聚众案件为中心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清代对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立法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官员们在审讯量刑过程中，能够直接按例套用，迅速做出判决，及时处理案件，惩治涉案人员。各类聚众案件中，既有因官员行为不端、激变成大案者，也有因地方官办理不善、拖延成重案者，种种流弊若不力为防禁，于吏治民生关系甚大。因而，清朝统治者采取官民同治、官役同治的方法，设置严厉的官员处分制度，这也是其社会控制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晚清清流派整顿吏治清议述论

道、咸、同三朝吏治腐败,即便是出现过所谓的“同治中兴”,可换了个新的光绪朝,却也是旧况如故.面对现实,连上谕中也不得不承认:官吏中“因循怠玩怙过饰非者亦正不少”,“文武各员,相习成风,吏治兵事,安望日有起色”①.正是因为“天下吏治之坏,至近年而极”②,向以上疏言事、评议时政、弹劾贪鄙而煊赫一时的清流派③才在他们的清议活动中提出了一系列呼吁整顿吏治的主张.     

清代皇权推动下“官箴书”的编撰与传播——以《钦颁州县事宜》为例

作为清代“官箴书”的代表作品之一,《钦颁州县事宜》一书在内容上基本涉及到州县衙门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部权威性的“州县指南”.该书是在雍正皇帝的积极推动下,由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官员编撰而成;并经雍正审定后,谕令刊刻、颁发给全国的州县官员,是典型的通过皇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官箴书”.这既与雍正厉行整饬吏治的意图有关,也与他希望藉此弥补州县官的法律知识与从政经验之不足有关.在皇权的力量之下,《钦颁州县事宜》不仅传播范围广泛,而且在清代的州县行政与司法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