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自然主义政治秩序观

把政治置于伦理的语境中思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和优势。政治的伦理评价是现实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伦理的善和正义是政治之善和公正的元规则。儒家“修齐治平”理想是家庭伦理的推演。以家庭内部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建构政治社会秩序,典型地表明了儒家政治秩序观的自然主义和内在德性伦理特质。儒家政治哲学对现代社会政治与伦理分离的极端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矫正意义。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

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治理呈现社会共识、商谈伦理、利益均衡三个层面的需求。在现实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以多层次协商制度体系为依托有效整合观点与诉求,以良性互动为纽带保证政治输入影响到公共权威部门,形成社会舆论推动社会共识达成;在伦理层面,沟通商谈伦理内蕴我国伦理道德传统,实现传统伦理向构建社会新秩序的现代商谈伦理转换,营造协商而不是暴力化解矛盾冲突的商谈伦理氛围;在具体利益冲突情境之中,切实考虑矛盾冲突各方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各界达成广泛共识的舆论压力之下倒逼冲突方通过利益的协调化解现实矛盾,构建利益均衡长效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共识依赖: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

政治共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文化基础。华夏帝国赓续两千余年,得益于一种由庙堂与江湖共同构建与持守的政治共识,即政治一元主义。近代以降,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道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受到质疑。19世纪末,在进步主义思维及弃旧趋新偏好的驱使下,革命成为支配国人政治行动的逻辑,有识之士纷纷构建新的政治共识,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陷入"主义丛林",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三民主义"。探析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对当下中国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不无启示。     

论壮族传统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道德传统的民族,壮族传统节日习俗中蕴涵着热爱家国、团结统一、热爱生活、达观向上,勤劳勇敢、坚毅顽强、尊老敬祖、慎终追远、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等丰富的伦理思想;并以形式多样、寓德于节,生活教育、潜移默化,约定俗成、影响深远的方式成为壮族伦理教化和传承的重要途径;保护传承壮族传统节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做官发财”传统何以绵延不绝

传统农本社会的“重农抑末”政策使“发财”不得不走“做官”之路;儒家政治伦理则赋予“做官发财”道义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传统宗法家族的致富欲望驱使士子“做官”助其“发财”,而传统吏治制度由于其内在缺陷,无力遏制官场腐败于未萌,使官员“发财”成为必然。接受近代民主制度普遍承认的“权力腐败论”,确立对权力“有罪推定”的全民共识,乃是建立高效设防机制,消除“做官发财”痼疾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政治伦理前提。     

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村传统工艺保护性开发模式研究

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村传统工艺是一种极具开发潜力的宝贵资源,将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寻求文化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点,可以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保护性开发”是以保护并实现文化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产业化开发形式,是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村传统工艺发展的积极选择.壮族乡村传统工艺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构建主要包含三方面:确立科学发展机制;创新商品产销策略;塑造产业强势品牌.     

论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基本要义

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价值观从起源到发展再到定格,经历长期的思想激荡过程,在儒家及官方的推动下被提升为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其价值观、人生观、行为观以封建纲常伦理为基础展开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修齐治平的人格要求,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礼”与“法”规定的尊卑差别,夷夏之别的天下观念,都是传统儒家价值观的要点,影响着人们的传统信仰世界。     

壮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性开发策略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改革的深入,壮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正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融入现代社会,壮族传统服饰也因此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穿用民族服装的人越来越少,传统服饰工艺已呈现衰落的面色.我们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对待壮族服饰的保护传承,对壮族传统服饰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性开发,使之在顺应社会适应时代中传承发展,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弘扬传统文化 办民族特色大学

创办民族特色大学,应以民族团结和睦为基础,构建民族认同与共识;以科学研究为动力,保护、开发与传承民族文化;以课程教学为主渠道,努力创办民族特色大学;以学生活动为载体,进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教育;为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服务。     

伦理的政治化:早期儒家政治文化的理论建构向度

早期儒家进行政治的伦理化构建,他们希望公共生活与政治制度能够如基层社会的生存模式那样运作.同时,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和政治、政权强大影响力,让早期儒家对于从事伦理的政治化方面的理论构想也非常重视.可以说,早期儒家对伦理的政治化所作的理论探索,既受“民之父母”历史传统的影响,又面临政治、政权和自身外王事功理想的双重压力,实际上是早期儒家道德先于政治、政治不离伦理立场在私领域的集中反映.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理念论析

本文把“重叠共识”理念作为解读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在西方社会“理性多元论”的背景下,正义论伦理只是诸种合理性伦理价值的一元,无法获得罗尔斯所期望的社会成员的一致认肯。政治自由主义正视“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借助“重叠共识”理念在各种完备性学说与正义观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政治自由主义就有可能完成正义论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现代多元社会的正义稳定铺平道路。“重叠共识”的理论运思无疑对利益日趋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论壮族民间长诗《李旦与凤姣》

壮族民间叙事长诗《李旦与凤姣》广泛流传于桂西、桂中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咸知。其抄本繁多,有排歌体的,有勒脚歌体的,有的叫“李旦王”,有的叫“唐王歌”,有的叫“李旦与凤姣”。右江流域的“唐王歌”长达八千多行,还有专门演唱它的“唐王调”。此外,又有故事和师公戏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内容和情节都大同小异。最近,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壮文版长诗《李旦与凤姣》,这是壮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新成果。本文拟对作品的历史来源、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作初步的探讨。长诗以唐王朝宫廷斗争为背景,通过李旦遇难流落他乡及其与凤姣的爱情和为匡复大唐而率众起兵的故事,反映了唐代壮族地区的斗争生活,表达了壮族人民的理想和追求,歌颂了壮汉民族团结战斗的精神。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得理至善:朱熹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理路

朱熹所理解并着力构建的理想政治,是包括表现为“君权至上”秩序的天理根源之善、以德治方式体现的政治本质之善、在主体德性保障下的形式之善以及“经世致用”的功能(结果)之善等多个方面的“善”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涉及理学义理的精微阐释,也有对“合意的”现实政治事务的逐一铺排.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朱熹伦理政治使得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体系更加完备,内涵更加丰富,思辨更显精致,得以有效应对内外双重挑战,巩固儒家思想作为皇权专制制度理论基础的“一尊”地位.     

儒家伦理对宗法等级结构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探析

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中国漫长的宗法等级结构社会的主导思想,很大原因在于它自身内涵结构、核心概念"仁"和"礼"的内在统一在动态演化中迎合了政治稳定的需要。本文从忠孝人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和德主刑辅等概念入手,剖析了儒家伦理在政治架构、伦理规范、道德修养和德刑嬗变等方面对宗法社会政治稳定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文学伦理话语权

文学的伦理话语权源于文学对社会伦理教化功能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并随社会的变迁而流变.近代以降,社会动荡下的文学更是充当了倡导社会伦理和人文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履行着文化启蒙、政治代言、革命鼓号等功能,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时代变奏而获得了显赫一时的社会伦理话语主导权,但也一度因政治强权和伦理专制而异化、疏离了文学本身.新时期,“新启蒙文学”为时代代言,但旋即在社会大众文化和消费伦理的冲决下走向“死亡”、“失语”.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伦理话语权的倡导和回归已然成为当下文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