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传统目录学之关系

传统目录学里对古代文学批评学术理念的逐步深化和细密是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文章考察了古代诗文评著作在目录学中分化演进的轨迹:从总集——文史——诗评、文评——诗文评,并通过对传统目录学里对古代诗文评著作的整理、归类和研究的分析,试图为20世纪之前的批评史研究作一粗线条的勾勒,以凸现其学术理念的发展。      

读《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浅析梁启超目录学思想

本文以梁启超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为研究对象 ,深入地讨论了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指出该文既是对佛经目录的总结 ,又为近代目录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守藏之史”与老子的法律思想

根据西周金文和周代文化考古的成果,结合文献研究,可发现老子在西周担任过柱下史职务,就是御史,后改任收藏史,负责盟誓、法律法规的管理工作,都是司法职事。晚年,他著《老子》一书,其中充满了批判精神,也包含着丰富的法律哲学和思想。他的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天下有道,法制理想是善政爱政,提倡做人、为政都要“正”,认为战争和犯罪的根源是社会的不公平。老子很多的法哲学见识,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至今仍有意义。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     

老子“道之德”思想探析

"德"原为"施与"之义。《老子》中"德"的基本涵义是指道的功能,表现为道在宇宙中的地位、力量和作用及实现其力量、作用的方式等。研究者通常将道的这一方面称为"道之德"或道之用。老子道之德思想集中体现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命题中,其形成以他在虚极静笃的玄鉴直觉中亲证、体悟的道体境状为形而上依据,以理性思维为认知方式。把握老子"道之德"思想是理解其哲学体系的关键环节。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评判——中国古典目录学价值重估

清乾嘉时期章学诚所著《校讐通义》一书,通过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总结,提出了书目(也可指目录学)首要的乃至全部的任务、宗旨和功能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命题,书目方法,即学术性书目中的类例、叙录、分类都是达到该目的的手段。此后,该命题为目录学界奉为圭臬,认为这是总结了古典目录学的精髓,是章氏对于目录学的重大贡献,是古代目录学所遵守、当代和后世仍要遵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     

"守藏之史"与老子的法律思想

根据西周金文和周代文化考古的成果,结合文献研究,可发现老子在西周担任过柱下史职务,就是御史,后改任收藏史,负责盟誓、法律法规的管理工作,都是司法职事.晚年,他著《老子》一书,其中充满了批判精神,也包含着丰富的法律哲学和思想.他的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天下有道,法制理想是善政爱政,提倡做人、为政都要"正",认为战争和犯罪的根源是社会的不公平.老子很多的法哲学见识,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至今仍有意义.     

试论宋代诗歌的“学术同化”现象

后世对宋诗的评价往往毁誉参半。相比辉煌的唐诗,它常给人以＂味同嚼蜡＂或＂殆同书钞＂的印象。宋诗之所以给人这种印象与宋代的＂文人多,诗人少＂的文化现象密不可分。本文试图通过探讨这种文化现象,进而分析其潜在的深层文化内因,说明它是整个宋代文学被学术同化的必然结果。     

苏北水灾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兼评《明清苏北水灾研究》

明清苏北水灾在中国水灾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对明清苏北水灾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有益于深化对淮河流域水灾的清醒认识,增强全民居安思危,抗洪防灾的忧患意识,寻找彻底治理苏北水灾的对策。为此,《明清苏北水灾研究》一书的著作者做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启人心智的创新观点。     

学术道德之内涵与外延探析——基于伦理学视角

学术道德是指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学术共同体内部普遍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主要表现为学术良知、学术品格、学术素养、学术诚信四个伦理维度。学术良知体现出学者对学术的理想和本能追求,学术品格体现出学者的人格和价值观,学术素养体现出学者的学术底蕴和学术自信,学术诚信体现出学者的自省和自律。这四个维度体现了道德价值与道德观念、道德态度与道德行为、道德素质与道德修养、道德层次与道德水准的统一。     

宋代财政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其检讨——兼论如何构建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学术体系

宋代财政史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出现"收、支、管、平"、军事财政、地方财政、官民互动、GDP研究等多种方法和视角,对宋代财政作了多角度的整体研究,揭示了宋代财政史的多个面向。不同的分析框架既有其独到见解,也有其视角局限,仍可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和阐释框架,补充以往研究不足,揭示宋代财政史新面向。对宋代财政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发现,可遵行以下原则推进中国古代财政史学术体系建设:对中国古代财政史具有普遍解释力;既能揭示中国古代财政史的演变轨迹,又能反映不同时期财政发展的时代特点;实现现代学科概念、方法与历史逻辑的交融统一。应以此为基础多元、深入地推进中国古代财政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我校召开“首届中国地域性辽金史学术研讨会”

<正>为促进辽金史研究,加强中国辽金史学界的学术交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白城市政府与我校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地域性辽金史学术研讨会于7月7日至7月9日在我校举行。7月7日上午,研讨会在我校逸夫图书馆五楼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来自中     

科研体制与学术评价之关系——从“学术乱象”根源问题说起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乱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将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指为其根源却未免片面。这样的看法忽视了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如何生成,如何强势地作用于学术研究,以及学术界为何没有能力制约它反被牵着鼻子走等关键问题。以科研资源分配和管理为中心的科研体制造就了一条交汇着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链条,其顶端是掌握资源分配和管理权的行政权力部门,底端是仰仗资源而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学术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学术评价以与学术研究逐步分离为代价,在经历了五个层次的蜕变后,其与学术研究的同一性不仅彻底终结,而且凭借行政权力部门的采信,成为凌驾于学术研究之上的一种权力——评价权力,从而完成了连接两端的"桥梁"身份的转变,成为学术权力和利益链上的重要一环,而促成评价蜕变的正是科研体制。伴随学术评价的这一蜕变过程,以制作学术期刊排行榜和排名表为主打产品的评价机构相继问世,争夺评价话语权,乱象遂接踵而至。所以,与其说是评价,不如说是科研体制导致了学术乱象。将评价视为学术乱象的根源,实际上遮蔽了科研体制对学术乱象之所以产生而应承担的责任。学术之乱和评价之乱,其实是同源的。改革不合理的科研体制是终止乱象的根本途径,而科研体制改革也为学术评价回归正轨提供了某种可能。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敦煌曲”名义和“唐词”论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围绕敦煌曲名义和唐词观产生论争。论争的现代学术意义有四:其一,体现了现代学科分科意识和界定逻辑概念的论说方式,循由样态到质态、先还原再阐释的历史主义情境还原论的学术理路;其二,体现了主艺/主文、民间/文人学术立场之分野,五四后民粹价值立场的贯彻和变迁;其三,体现了有关音乐文学史的大文学史建构观;其四,原点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降词源问题争鸣中学术立场的逻辑和价值起点仍在主艺/主文、民间/文人之分野,可视为唐词论争的当代延续。其深层次的学术意义则在于:论争体现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文学与词学及与传统乐府学不同的基本学术观念。回顾、梳理敦煌曲名义和唐词论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对当下既回应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学术思潮,又走出思维和方法论误区,都具有启示意义。     

史学视野下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简略地回顾、评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文学观念的提出,总结当代研究涉及的问题,特别指出所存在的现代意义、局限。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解读与分析历史上王国维之前的文人如何表述这个观点,发现元明两代与清代这两个时期的论述既有关联,也有突破。与学界的成果对照,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研究史一直存在三个误区：用非文学的概念阐述文学发展观;用考察显著文体发展的做法代替整个文学史的阐述;断章取义地使用这个观念而不挖掘其深层文化心理。经进一步比较、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表述的变化,主要受杂文学观念、皇朝观与复古观以及史学精神的交合作用而成的。最后指出我们对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发展观应持有的态度。     

论中国古代学术的“大生命”形态——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学科形态

中国古代学术（经、子、史）皆源于上古圣人之德性仁心：燧人氏（熟食）、有巢氏（住屋）、伏羲氏（识天文／养家畜）、神农氏（种田）、仓颊（遣字）、黄帝（纺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治人治世,心性禅让;封侯建国,创设礼乐;礼崩乐坏,凝聚仁心）。此是几千年的亘古历史文化累积,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心文化”。上古圣人系列之善性,亦即族群的大生命精神,褐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开端。中国久处农业社会,“天时一地利一人和”对农业庄稼的生命（收成）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也决定了农者的生命价值,乃至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生存状况。此日“天人一体”的生命本义。这种“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唯农业社会所特有,至今未变。“心文化”的德性总’源头,化生于“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中（天地之大德日生）,此即合内外,一天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壮丽开端,其下的一切学术布局皆贯通于“德性仁心一天人一体”二重性之大生命气象,这是一个教化系统。此与西方之向外遂物之“脑文化”鲍异,与其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学术、知识结构亦鲍异。研究西方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其数理观念;研究中国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由诗返志,日诗教。故孔夫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思无邪”。     

探析社会主义“大爱”之“大”

爱,含有爱护、爱惜、珍爱、敬爱、慈爱之意,是指人们的一种意识趋向和感性表达,既是人的一种心理的精神的状态,也是人的一种感性方式或行为方式。社会主义的大爱之大在于:大爱是爱人之爱,是深远之爱,是用心之爱,是持久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