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继承的共同正犯

对于能否承认继承的共同正犯概念,后行行为者是否应当对先行行为者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刑法理论界存在着肯定说、否定说和限定的肯定说。应当承认继承的共同正犯概念,限定的肯定说能够准确界定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胸推等认定为卖淫的刑法省思

在认定胸推等是否成立卖淫的争论背后,存在着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单纯的行政不法讨论并不能做到准确的判定,经过刑法视阈下的深入检讨,表明胸推的认定将对刑法中的卖淫相关犯罪、强奸罪产生罪名难辨、难以界定的消极影响,而这显然违背了行为性质认定的内在要求。因此,面对司法实践中的行为认定不一、判罚对立等问题,必须兼具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双重视角,对胸推进行刑法省思下的性质认定。     

关于紧急避险若干问题的探讨

依据我国刑法的明文规定和从实际效果出发,对于紧急避险不能实行正当防卫;对于故意自行招致的危险,不分情况地对其主张紧急避险肯定说或否定说是不合理的;紧急避险规定中的“不得已”,应指没有其他援救途径的状态;在“生命对生命”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紧急避险。     

盗窃对象的界定-所有权客体的扩张对认定盗窃罪的影响

盗窃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犯罪之一,我国刑法对盗窃罪作了明确的规定,司法解释对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中的疑难问题也作了具体解释.在刑法理论上关于盗窃罪的对象问题观点颇多,主要有有效说,有形说,动产说,持有说和管理说.本文认为,可以从刑法规范的角度来界定盗窃对象,即指能够被行为人所秘密窃取,使所有权人彻底丧失所有权的财产.     

不作为的共同正犯问题研究

德日刑法理论中对于不作为的共同正犯的研究,存在"全面肯定说"、"全面否定说"和"限定肯定说"三种观点,其中限定肯定说最为合理。真正不作为犯之间能够成立共同正犯。不真正不作为犯中,不作为与不作为之间也能成立共同正犯,至于不作为和作为能否结合成立共同正犯,则应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是对正犯的不作为的参与,原则上都应当是帮助犯,没有成立作为与不作为相结合的共同正犯的余地。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缺乏不作为者的不作为,犯罪就无法实现,即作为与不作为可以作出刑法上的平行评价时,也可以成立共同正犯。     

论刑法学界过度使用通说的现象及对策

刑法通说具有最大限度合理性,是被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支持较多的观点学说。过度使用通说及使用伪刑法通说会给刑法学研究及学习带来诸多问题导致学术懒惰、引起刑法学研究主体整体迷失、遏制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应避免过度使用刑法通说及使用伪刑法通说所持的观点和学说,让刑法初学者有充分的研究和学习空间,使刑法学术走向繁荣。     

刑法因果关系判断路径之探索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偶然与必然之争,由于未能提供明确的判断路径,没有对司法实践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近年来因果关系问题渐成刑法学说的热点.主流因果关系学说有多种,分析它们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借鉴及限制,可以明确刑法因果关系承载的合理功能,界定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确认因果关系的法律属性,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限等,从而构建我国现有犯罪构成体系下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路径.     

后现代哲学思维与刑法学研究

近现代哲学以一元结构为特征,受其影响,刑法基础及刑法研究也呈现一元化趋势。刑法基础经历了神法、自然法到实证“人法”的变迁。后现代思维以批评基础主义、反主体性、超越理性和解构方法论为特征,呈现出多元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后现代思维在刑法领域的表现,就是对传统基本观念的批评和否定,对刑法基础和一元化价值提出质疑和挑战。后现代哲学思维启示我们注意刑法价值观的多元化,丰富刑法的本体内容。     

寻找失落的“精神”——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范围反思刑法的立法价值

对于严重侵犯公民精神性人身权利的非法拘禁、强制侮辱等犯罪行为,能否依据《刑法》第20条第3款实施特殊防卫?刑法教义学持否定回答。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却都有分歧,既然教义学已有明确的答案,那么,产生分歧的原因就不在第3款之内,而是因为刑法整体上把侵犯精神性人身权利的诸罪都定为轻罪。这凸显了刑法在立法价值上,不自觉地受到了近代西方重财产轻人格之价值观的影响,不重视对名誉、自由等精神性人身权利的保护。我国刑法在立法价值上需要积极响应社会价值的变迁,强化对精神性人身权利的保护,实现立法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良性互动。     

刑法解释的主体

没有解释刑法便无以适用,而解释存在的前提是解释的主体。基于对刑法解释实然主体的描述,结合法治的统一,"三机关"的基本职能,刑法解释基本思想的客观说等因素的认识,结论是法官是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刑法的解释必须通过法官对刑法与案件事实的理解、解释和运用三个环节得以实现。我国需要确立"一元多级,最高法院主导"的刑法解释体制。     

浅议刑法中的法律拟制问题

刑法中的法律拟制是立法者为维护法律稳定、追求罪刑均衡的生动体现,通俗地说就是将原本不属于某种刑法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刑法规定处理,是立法者在进行立法规制时的特殊规定,故而不能推而广之适用于其他刑法条文,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通过对我国现行刑法典的大致梳理,可以发现,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中都存在诸多法律拟制规定,典型的如: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将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拟制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等;刑法分则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将非法拘禁罪拟制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规定等。     

婚内强奸的刑法学理论分析

婚内强奸是指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强奸妻子的行为,该行为严重侵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应该成为我国<刑法>的处罚对象.否定婚内强奸构成犯罪的观点是陈旧落后的,但其指出的将婚内强奸行为入罪的特殊性如取证困难、婚姻关系的存在等具有合理性.在我国现阶段,对于婚内强奸的刑事处罚应该区别于普通强奸罪,可采用自诉原则,在<刑法>中增加规定强制罪,对婚内强奸行为按照强制罪进行处罚.     

期待可能性若干问题探析

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一种刑法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目前已在西欧大陆法系国家及日本取得通说地位。文章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渊源及相关内容进行阐述,列举了我国刑法中体现该理论思想的一些条款并剖析了其中存在的缺陷,同时提出了解决措施,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法有所裨益。     

徘徊在悔罪性和有效性之间的立功制度

由于我国刑法第68条对立功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等的规定十分抽象,因此在实践中关于“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行为出现了一系列的立功异化现象。立功异化现象的出现主要在于我国刑法对立功制度的价值定位长期徘徊在“悔罪”说和“客观实效”说之间。我国刑法的立法原意是强调立功制度的实效性,而揭发他人的犯罪人是否悔罪是难以证明的;但是对实效性的过度重视会带来诸多弊端,因此对“揭发他人犯罪”的行为是否认定为立功要进行限制性解释。     

部分请求诉讼的既判力问题研究

对部分请求诉讼的既判力问题,诉讼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分为部分请求全面肯定说和部分请求否定说两种相对立的观点。部分请求诉讼全面肯定说、部分请求否定说中根据原告是否明确表示该诉讼请求是部分请求来决定是否允许原告再提起诉讼以及在原告做出明示的场合下根据原告是胜诉还是败诉来考虑是否就剩余请求允许原告再次起诉的主张都不能令人信服,相比较而言,部分请求全面否定说较为合理。在我国,应当原则上采取部分请求全面否定说,采取减少部分请求诉讼的合理措施,并例外设置允许对剩余请求提起诉讼的特殊情形。     

窝藏、包庇罪立法遵循"亲亲相隐"原则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否定"亲亲相隐"而主张大义灭亲,这有失司法正义.我国应当吸收"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精神,在窝藏、包庇罪立法中增设有关容隐权的规定,在一定的亲等范围内设置容隐权并把握好"度",设定相应的限制条件以避免亲情原则被无限制地滥用.     

对犯罪客体有关问题的思考

犯罪客体以“社会关系”说较为科学。“社会关系”既包括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同时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对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不能任意泛化。传统刑法理论对犯罪客体三级分类体系尚不能完全解决我国刑法提出的新问题,应将犯罪客体按不同层次分为一般客体、分类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犯罪本质下的三大关系论

犯罪本质作为典型的刑法哲学问题是三大犯罪构成体系共通的命题。我国关于犯罪本质的大讨论集中体现在法益侵害说和社会危害性说的争议上,为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机能,必须厘清三大关系:犯罪本质与法益侵害说、社会危害性说的关系,犯罪本质与犯罪构成体系的关系,犯罪本质与刑法解释立场的关系。法益侵害说和社会危害性都是对犯罪本质的抽象概括,在退去社会危害性说的政治阶级外衣后,两者具有同质性;犯罪本质是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石,犯罪构成体系是犯罪本质的具体化体现;对犯罪本质的实质违法性的判定直接影响到刑法解释立场的选择,在罪刑法定原则深入人心的当下,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不是对立而是可能调和的。     

论我国刑法中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

法条竞合是刑法制定和运用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正确地适用法条竞合原则对于定罪量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中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是以特殊法优于一般法为原则,以重法优于轻法为例外。但从我国法律的条文规定出发进行研究,重法优于轻法应当是我国刑法法条竞合适用原则的基本原则。     

刑法必然因果与偶然因果关系的哲学理念

本文从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刑法必然与偶然因果关系两大方面加以论述 ,认为刑法界影响最大的必然说和二分说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哲学上的因果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概念以及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等问题理解上的差异所致 ,分析认为二分说更具有其客观的基础和刑法上的客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