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代白银货币政策与商品竞争力分析

16世纪中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形成,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中国由于是白银贫矿国,在明代之前一直实施铜铸币和纸币政策,只是在明代中叶之后对白银货币实施了放任的政策。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劳动力十分廉价,这样以白银为计价单位所表示的商品价格极为低廉。欧洲由于人均土地资源高于中国,人均薪资也高于中国,而且白银供应极为充沛,在一般日用品价格上,远远高于中国。因而,在一般商品价格竞争上,总体不敌中国。当时美洲和日本盛产白银,是世界白银的价格洼地,欧洲又实施了较为自由的贸易政策。这样控制白银的欧洲、日本和掌握世界最低廉商品的中国,相互之间都有极为旺盛的需求,于是,世界市场很快就形成了美洲、日本白银与中国商品交换的格局。     

明代铺垫研究——以内库的物料监收为中心

按照财政解读,铺垫是指在钱粮物料入库环节征收的一种附加.作为征收常例,铺垫正式形成于明代,迄于民国,影响深远.铺垫作为明代实物财政的衍生物,在征收过程中经历了由物料到白银、由陋费到规费、由京师到全国的转变.隆万以来随着铺垫索取的膨胀,朝臣对铺垫征收加以规范,但内监往往额外私索,致使部分铺垫附加超出物料本值,给基层民户带来了沉重的赋役负担.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君主、内监,唯铺垫之利是图,导致内库收支混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代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型的步伐.     

宋代经济成就:工商业文明的快速成长与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

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世界体系学派的代表人物、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新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原文书名为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Ａｇｅ) 1 998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次年获得了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头等奖 ,在东西方学界引起高度重视和争议 ,褒贬不一 ,见仁见智 ,有人视之为路标性著作、经典之作 ,也有人认为他是标新立异。无论如何 ,《白银资本》也算得上是世界体系学派继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的一部力作。《白银资本》对世界体系理论的…     

明代宦官与浙江经济述论

明代宦官专权给明代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加速了明王朝的经济崩溃。本文仅试就宦官与浙江经济的情况作些述论,以从一个地区进一步对明代宦官与经济进行考察。1 宦官打着皇旗进行的范围广阔、数量巨大的岁办、采办,是浙江百姓的灾难,而其间宦官肆虐的为害远远超过了备办上贡物品的本身。一、织造织造是指织绣各种龙衣章服以备宫中服着及赏赐四夷、宦官、大臣之用的丝织品。在浙江,织造上贡的为害首先表现为在宦官的摆弄下,织造所需数额日大,费用日增。     

明代中叶浙江杭嘉湖地区农业中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的探索

明代中叶在城市中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我国史学界对此基本上是肯定的。至于在农业中是否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意见就比较分歧了。我们对明代中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杭嘉湖地区的农业作些研究,这对探讨农业中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样一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列宁曾指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指标是雇佣劳动。”①所以探讨雇佣劳动是研究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明代敕谕碑看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护持

有明一代,明代皇室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并对其进行保护,使得佛教极端兴盛。在北京地区寺院中,现存三通明代敕谕碑,以敕谕的形式对佛教寺院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保护,使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探寻明代皇室与佛教之间深厚的关系。     

让白银再飞一会儿

“嘿．炒白银了吗？”这句话似乎一时间成为时下投资者之间的问候语。看一下二月份白银和黄金的行情吧——二月份金价涨幅为7％．但是白银涨幅却是惊人，超过30％!其实，在2010年的投资市场上，投资“新贵’’白银就接过黄金的“接力棒”．一飞冲天。全年涨幅达到82％，成为当仁不让的领跑者。进入2011年，“白花花的银子”并未停止上涨的步伐。3月7日，国际银价一举突破36．27美元／盎司，折合成人民币为7．65元／克。一向与黄金价格联动的白银为何突然发力暴涨？白银作为一种“新的投资品种”到底适不适合投资？     

北京寺院研究的扛鼎之作——读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何孝荣先生的明代寺院研究,是以明代南京寺院为起点的。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结撰成《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一书,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在从事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不少关于明代北京寺院的资料。这使他深深地认识到:“明代的北京,佛教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白银经济波动下的多维世界——读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林满红的著作《银线》一书以19世纪上半叶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及其造成的"银贵钱贱"问题为主线,构架三个维度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货币经济波动、社会秩序变动、思想争议纷呈的多维历史画卷。该书挑战旧说,内容广泛。尽管关于白银流通的实际状况、白银是否来自民间及经世思想派别划分等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但作者以白银流动为线索,结合货币史、思想史及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视角、多学科的方法来探讨19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给人以多层面的启示。     

日本出版《明代经世文编分类目录》

日本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委员会编著的《明代经世文编分类目录》一书,1986年3月在日本东京出版发行.该书将《皇明经世文编》、《皇明经济文录》、《皇明经济文辑》、《皇明名臣经济录》、《皇明奏疏类钞》、《万历疏钞》等10余部历史文献所收文章,按内容共分成20余类著录.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的丰硕成果——评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是卫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世袭武官优厚的待遇，有利于卫所军队的军政建设，同时也埋下诱发卫所内部矛盾的祸根，对明代卫所制度的兴衰乃至整个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明代军事制度乃至明王朝兴衰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然而迄今为止，只有很少的学者涉足这个领域，研究成果极为有限，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很不够，留下诸多的学术空白。梁志胜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学术专著《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     

略论贵德县境内的明长城

本文以实地调查资料为线索,结合文献记载,简述了贵德县境内明代长城的概貌、构筑形式和墙体设施,考证了贵德县明代长城的修筑时间和防御体系,纠正了文献中关于贵德县明代长城修筑时间的谬误,对了解贵德县明代长城的分布、构筑时间、以长城为主体的防御体系等提供了基础资料。     

编后语

正下卷重点推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论文。如何评价日常生活,生活质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明代的社会经济变化较大,如何判断明代社会变迁时期生活质量,明代生活史研究名家陈宝良作了综合考察。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栏目下发表三位日常生活研究专家的论文。李志生通过考察唐代妇女的佛教功德活动,就"立塔写经"与"内外之际"提出看法。许哲娜以近代致意礼变迁为中心,考察全球化视野下的礼仪、身体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胡悦晗探讨了民国时期上     

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明代盐法是由政府主导,通过官商合作来运行的,其目的是调配物资,巩固边防,完成财政周转。这种合作建立在国家对商人财力有所需要的基础上,官、商之间结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为使合作顺利进行,明政府针对盐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各种调整,注意商众和政府双方利益。从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人、商业同国家既有体制具有很大的契合空间,帝制体系与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繁荣可以互洽并行。     

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云南地区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加,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各族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除现实情况外,还要上溯其历史发展。此外,田野的实地调查,文物的比较研究,兄弟民族的传闻和民歌故事,都可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线索。现仅根据身边能读到的史籍、史料,对明代云南地区的人口、土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明代人口通过各种 渠道流入云南 自元世祖率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大理城,到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平定云南以后…     

明代浙西史学述略

浙江史学在历史上引人注目,乃在于它有著名的浙东学派的存在。浙东学派出名的时期是南宋和前清,元明时期声望弱些。浙西史学和浙东史学相比,总的说来要逊色的多。但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以后一段时间,浙东史学却不及浙西史学,浙江史学的发展重心是在浙西三府,而不是浙东八府。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和明代文化发展的地域特点有关,明代文化的发展中心在北是北直隶,在南是长江下游,即南直隶及苏、松、杭、嘉、湖五府。长江下游地区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浙东则在这个文化区的外围,相对说来落后一些。所以,明嘉靖以后,浙江史学的发展中心,也自然而然地移到了浙西。朱仲玉先生曾作《明代浙     

论明代浙江旅游的特征及文化成因

明代浙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旅游业的繁荣,呈现出以下鲜明特色: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已渐成自觉;宗教圣地统领旅游吸引物的地域分布;旅游著述大行其道,纪物、纪事双线并行。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成熟的造园理论为景区开发提供的技术支持;二是朝廷扶植佛道的政策对景区开发与游客兴味起到明显的导向作用;三是阳明心学纵欲理论重塑了明代人的享乐价值观,并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共同促成了明代浙江旅游的繁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