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锦谁将委豺虎,干戈无奈到参商——朝鲜历代汉诗概观(3)

李氏朝鲜最重要的文化事变是创制出"训民正音"(谚文).谚文诗歌的兴起打破了汉诗一统天下的格局,但对于汉诗的继续繁荣却并无大碍.李氏朝鲜五百年的汉诗,多关注民生疾苦之作,不乏讽刺暴政之声,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更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较之前朝作品,现实主义色彩更为浓重.以风格论,李朝诗坛初期学宋崇尚苏黄,中期仿唐推崇李杜,后期受清人影响兼宗唐宋.     

海上箕封礼义乡,曾修职贡荷龙光——朝鲜历代汉诗概观(1)

朝鲜半岛与中国渊源极深。历史上，朝鲜人民用汉字写诗作文，与中国并无二致。朝鲜的汉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之际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访故国所作“麦秀”之歌。《箜篌引》《黄鸟歌》等为四言诗，沿用中国《诗经》的体式。其后，则与中国一样，流行五言诗、七言诗。新罗作为唐属国，前往长安求学的士子众多，汉诗兴盛，崔致远是其杰出诗人。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是朝鲜社会政治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文学、历史意义。诗人们认定檀君的存在,认为他是朝鲜的国家始祖。檀君朝鲜在区域上是自立的,在时间上与唐尧并存,并对檀君降世、建国情节进行了展开描述。而且,18世纪的朝鲜汉诗还关注檀君世系,并注重扶娄朝夏这一细节,强调民族国家的自立完整以及与中华文化的特殊关系。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朝鲜古代汉诗引用《论语》典故研究

《论语》对朝鲜古代汉诗的影响很大,其中的诸多名言警句、经典情境被朝鲜诗人大量引用。这些《论语》典故很好地提升了朝鲜汉诗的表达效果,使其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皆有可观之处。这种文化现象是《论语》在古代朝鲜半岛广泛传播的重要证据和丰硕成果,也是一种重要的经典传播方式及诗歌生产方式。     

论古代朝鲜女性汉诗创作的感伤特色

古代朝鲜的女性汉诗创作在整体上具有感伤的特色,这种感伤特色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在它的影响下,女性汉诗创作在艺术上形成了温润委婉、细腻柔和的特点。     

朝鲜朝妓女诗人汉诗的对话方式

古代朝鲜的妓女诗人是一个有别于以声色示人的妓女群体,她们在以汉诗的写作、吟诵为上层仕宦文人社交礼仪的社会里,以汉诗为工具,与当时处于主流社会的文人仕宦进行着交流,用诗歌诉说着她们的思念,期盼着对方的回应。     

老乞大朴通事谚解朝鲜文注音

《朴通事》和《老乞大》是从高丽时期流行在朝鲜的汉语会话读本,是过去朝鲜人学习汉语的必读书。十六世纪初,朝鲜著名汉学家崔世珍把这两本书译成谚文(即朝鲜文)。十七世纪后期,朝鲜学者们重加补正名曰《朴通事谚解》、《老乞大谚解》。现在,学术界把十六世纪译本叫做《初刊朴通事谚解》、《初刊老乞大谚解》,把十七世纪译本叫做《重刊朴通事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以下两本合称《初刊谚解》、《重刊谚解》)。本文拟《初刊朴通事谚解》上册一至四张和《初刊老乞大谚解》上册六十七至七十一张     

朝鲜才女许兰雪轩的诗作及其在中国的流传

许兰雪轩是朝鲜中期著名女诗人,在韩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末援朝抗倭的特殊历史机遇,使许兰雪轩诗最先通过中国文人编选的《朝鲜诗选》得以面世,并在中原大地引发了一股传布朝鲜女性汉诗的热潮。朱之蕃为《兰雪轩集》撰写小引,使许兰雪轩名声大振。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和朱彝尊的《明诗综》使许兰雪轩登上中国诗坛的大雅之堂,名传千古     

宋代诗话批评视野中的韩愈论

中唐诗文大家韩愈 ,在宋代诗话批评中受到广泛的关注 ,人们结合历史时期诗学趣尚对其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评。这些论评 ,基本见出了韩诗在创作取向、审美及诗法技巧上的特征 ;同时 ,宋人对韩愈作为诗人的主体素质也有论及。这些都为后世诗学批评韩愈论的深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概括养料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帝掬昆仑雪,置于扶桑东——日本历代汉诗概览(1)

日本汉诗是中国古诗流播海外衍生出来的一大支脉.日本汉诗诞生于天智天皇时代,其后一千多年的日本汉诗史被分为王朝、五山及战国、江户、明治后四个时期.天智天皇时代起,及整个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这五百余年被称为日本汉诗的王朝时期.<怀风藻>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汉诗总集,多临摹之作.平安之初,相继出现了三部汉诗总集,即<凌云集>...     

越南北使汉诗与中国湖湘文化

14至19世纪间北上出使中国的越南使臣创作的汉诗成就斐然。湖南是绝大多数越南北使往返必经之地,湖南境内的湘江和洞庭湖为越南北使天然地提供了舟行之便,越南北使行舟于湘江和洞庭湖之上创作了大量＂湖湘诗＂,这些诗叙景、抒怀、记事兼备,很多是同湖湘文士相与酬唱,其中那些以＂潇湘八景＂为直接对象或者灵感触媒的诗歌,与日本、韩国的同类诗歌一道,构成了中古、近代东亚文化圈内引人注目的审美-艺术景观。     

汉四家诗与荀子

从引诗的角度全面考察汉四家诗与荀子的关系：《毛传》趋同荀子，另一方面亦异于荀子，并且只是借鉴荀子诗说。《齐诗》与荀子的关系，今人论及较少。通过考辨可知，《齐诗》亦趋同于荀子诗说。经学史与文献上都有证据可以证明今文鲁、韩二家同于荀子诗说。基于此种现象，则应着重把握它们之间并不齐一的一面。总的结论是汉四家诗与荀子之间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既不应否定，也不宜夸大。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论考

文章从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的基本情况、关于“山中旧本”的分析和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的文献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所依据的“山中旧本”似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寒山诗版本,因而大典本《寒山诗集》在寒山诗和寒山诗版本源流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