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兼论我国商法的立法模式

民商分立的商事立法模式是世界各国的立法发展趋势。民商分立体制下存在着两种商法立法模式:独立的商法典和单行的商事法律。这两种立法模式各具利弊。对于我国来说,妥当的选择是舍弃商法典模式,在单行法的基础上以一部商法通则予以统率。     

立法程序的法理分析

立法程序乃是具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所遵循的制度化的正当过程 ,是限制立法者恣意进而使立法活动彰显程序正义的制度设置 ,也是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协调利益冲突、规制社会秩序及配置社会资源的合法路径和正当法律程序。现代立法程序具有民主性、公开性、交涉性及自律性等几大属性。现代立法程序的价值体系主要由正义、效率和秩序等构成。其中 ,正义奠定了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 ,效率赋予了立法程序经济性的内涵 ,秩序则给立法程序注入了制度化的理念。现代立法程序的建构及运作应当遵循“正义优先、兼顾效率和秩序”的价值取向。     

论民商分立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较佳选择

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我国一些学者所持观点进行评析 ,可以发现适合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民商分立 ,制定《商法通则》 ,以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世界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最新发展及法理分析

商业秘密立法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热点问题,其发展趋势是从判例法到成文法再到专门立法;民－行－刑事综合救济;区域化、国际一体化等。其发展动因在于财富观念的更新、知识经济的兴起、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局限、自身理论的发展。     

商法的立法体例选择——基于民法典模式下的探讨

随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在政治推动下开展一系列的立法工作,继而引发了民法学界和商法学界在相关立法体例选择上的观点和相关理论的激烈迸放。特别是建立在立法层面上的有关民法和商法的关系研究,已经产生出了多样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一方面展现了政治对立法、学术研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法和商法关系存在的巨大争议。目前的研究仍然缺乏系统化的总结和梳理,缺乏客观实证的分析,而这种梳理和分析对立法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文章旨在将目前已存在的商法学者关于民法和商法立法体例、模式选择的观点和理论进行统一梳理,并将其进行客观分析,提出一些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够对商法理论的研究有所助益。     

法理结构的改变与台湾当局的两岸经贸立法

1949年以来,随着岛内政经局势的变迁,台湾当局两岸关系的法理结构经历了由绝对主观主义向相对主观主义的嬗变,两岸经贸交流也由“法律上的不可能”渐次演化为“法律上的混乱脱序”、“有限制的法律上的可能”,并因此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现阶段,台湾当局只有尽快回归“九二共识”架构,在“单独关税区”的自我定位下,才能找到两岸对话的法律语境。     

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法理与机制

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之法理寓于立法的政治合法性、民主性与科学性之中。就其性质而言,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既是中国特色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立法正当程序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性因素,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实践中,为规范和保障参与立法协商,各地方逐渐形成“四元共文模式”、“二元共文模式”和“一元独文”模式等,这些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为人民政协有效参与地方立法协商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有必要总结地方经验,在体制机制上需逐步完善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规范建设、组织建设和程序建设,以确保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规范化、常态化和多样化。     

论我国商行为概念的法律界定

目前我国尚无法律意义上的商行为概念,而商行为的概念直接涉及商行为的性质、商行为的范围,并影响商行为的判断。商行为是具有商行为能力的主体从事的营利性行为。营利性是商行为概念的法律界定的实质性要素,是某种行为是否构成商行为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商行为属于推定法律行为,在立法技术上适用法律推定规则。     

我国监护法立法模式探究

近现代各国民法的发展进程表明,亲权与监护制度在外延和内涵上逐渐接近,呈现互补与融合之趋势。我国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根据这一趋势,科学合理地设计我国监护法的立法体例,采用"大监护"的立法模式,以不断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从安乐死案件中引发对法理上的思考

在中国,对病危不可挽救的病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争论在各领域都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法学领域,这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从1992年起,我国每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都会收到关于安乐死的提案,但仍未对此立法.文章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我国《商法通则》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商法学界基本达成了制定《商法通则》的共识,并启动了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但在相关基础研究尚显不足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在进行《商法通则》的体系构建时还存在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商法通则》立法时必须优先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加以阐释:商法的立法模式、《商法通则》的立法体系、《商法通则》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商法通则》所应确立的法律渊源。鉴于我国商法体系所存在的内在缺陷,我国应制定形式商法,尽管《商法通则》未必是我国形式商法的唯一选择,但确实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同时,我们应以商行为为中心来构建我国《商法通则》的立法体系,并在立法中对商法基本原则与法律渊源予以确认,从而使其能担负其总纲性商法规范立法所应用的使命。     

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以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为视角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是对我国社会司法需求的积极回应,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事小额纠纷,缓解我国司法“案多人少”的压力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制度设计是程序功能发挥的前提,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独特的审判程序,将其置于简易程序之中适用传统诉讼二元分离适用论的立法体例显然不利于其立法目的实现和功能发挥。文章运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体例、适用范围、实施规则、救济途径等方面在立法上予以完善。     

立法体制的模式问题研究

立法体制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决定一国立法体制的因素是该国的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由政体决定的各国横向立法权限划分的模式有立法机关优越、三机关平列制约、行政机关优越、立法机关至上等类型。由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的各国纵向立法权限划分的模式有中央完全集权、地方完全分权、分权———集权、集权———分权等类型。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和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的。《立法法》在遵循 1 982年宪法确立的立法体制框架不变的基础上 ,使我国立法体制在立法事项、授权立法和法律渊源等方面得到具体化、明晰化和定型化。其运行的总趋势将是 :横向立法权限将从行政机关向权力机关集中 ;纵向立法权限将从地方向中央集中     

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法理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蕴涵着深刻的法理.他们的出版自由思想为新闻传播法提供了人性、民主、法治的法理基础;新闻真实思想为新闻传播法确立了新闻真实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的阶级性、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思想是新闻传播法社会责任原则的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学和政治学思想在新闻传播方面的贯彻,是社会主义新闻立法的重要思想资源.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统一立法模式

个人信息是指一切可以识别本人的信息的总和,这些信息包括了一个人的生理的、心理的、智力的、个体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等等方面。个人信息保护的统一立法模式,分为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两种范例。无论是哪种范例,都会存在一定的弊端。统一立法模式是中国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必然选择。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立法得失及其法理思考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是继土地承包改革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契机。但从法律的规范分析角度看,以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为标志的制度改革成果乏善可陈,此次修法未能全面达成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其核心问题是土地经营权可转让、可抵押的始定目标未能实现。而此制度效果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造成农地“三权分置”立法困局的原因主要包括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核心目标出现变化且多目标之间具有紧张关系、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与法律的范式转换障碍及现行农地制度的功能超载问题。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本身具有合价值性和合规律性,应继续保持对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研究,并通过创造性改造实现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初心。     

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模式研究

精神损害赔偿是维护自然人精神权益的救济手段,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立法较晚,法律规定不全面,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许多问题,本文着重从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模式的角度进行初探,建议采用限定主义和非限定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从两大法系看我国人格权法立法模式

目前,我国人格权已经提上立法议程,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已成定论,关于人格权法的立法模式研究正如火如荼展开.为实现我国民法引领21世纪世界民法潮流的目标,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人格权的立法保护,对我国人格权立法内容进行优化设计,是我国人格权立法的最佳选择.     

我国巨灾保险立法模式探讨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必须以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为基础,探讨适合我国的巨灾保险立法模式是巨灾保险法律制度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巨灾保险立法模式的类型,借鉴巨灾保险先行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依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法治状况,总结出我国巨灾保险立法模式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采用专项型立法模式,首先针对地震风险制定<地震保险法>,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针对其他灾种的巨灾保险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