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内,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他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创与勃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总结的专史研究法具有从方法论上指导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捩的重要意义;所倡导的"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之治史旨趣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新.     

法治救国论与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嬗变

清末民初之际,甲午海战失败、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期许及国外成功案例的促动,激发了法治救国论的高涨.尽管论者在如何变法的途径中存在歧义,但他们均谨守斟酌古今与中外通行的修律原则,决定了当时人们在法律观念上保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这毫无疑问提升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法律史学科的促生.鉴于研究者阶级立场、个人识见、价值尺度之不同以及对取法西学的视点迥异,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在初生之时,即产生考据派与史观派的分野,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范式产生长期影响.     

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因缘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而是有着复杂背景和深刻渊源的,中国近代史学也一样。所谓中国近代史学,指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它萌芽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后,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史界革命和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与积极努力后,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学既是近代东西方社会大冲突的产物,又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     

史学史研究: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以司马迁《史记》为中心

进行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 ,实则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求历代史学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儒学的关系 ,探求优秀历史著作的产生与时代思潮的关系 ,开拓新的研究课题 ,丰富我们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通过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 ,对于儒学 ,则能进一步认识它的优良精神对中国文化的灌溉作用 ,认识它的思想精华在向近代社会转变时期 ,如何构成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     

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Ｋ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１９９９）０４－００７４－０４中国近代史学既继承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由于时代的激荡,又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古代史学的特点。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社会在变,风气...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法律近代化、法律文化、宪法与宪政制度、经济法律、司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较为可观的成果。随着整个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及中国法律史学科的成熟,学术界对已有的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进行了反思。伴随反思,出现了现代化的范式、文化的范式、法律与社会的范式等新的研究范式,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今后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应注意历史、法律及当事人的在场。     

试析近代史学理论体系探索的特点

对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是史学争鸣中的核心理论问题,同时也是近代史学界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史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对近代史学流派、史学批判意识等方面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史学理论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完善,进而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现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地理史观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史学氤氲生成和新陈代谢的根本特征是:移植性、不成熟性和发展的不充分性。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史学深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尤其是地理史观的影响,很有考察的必要。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期刊是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为标志,此后又有了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类刊物的开始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过程表现出近代史学发展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向。由此可知,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     

试论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形成的基本轨迹及其影响

中国封建时代缺乏国家主权观念.伴随着近代中国全民族救亡图存的主题,近代国家主权观念逐渐产生,并经历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萌芽、各种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产生、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基本确立三个发展阶段.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使中国对外争回了大量国家主权,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对内则使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对独裁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中国近代档案法规更新与转化的社会影响

将我国档案法规的近代转型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审视,便可见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与作用.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的更新与转化,在政治活动中推动了国家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日常事务处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高效率;在经济发展上首次对经济生产记录、经济秩序维护、经济效益提高给予应有的法律调整;在思想领域则对近代涌现的民主、平等、自由意识与原则加以确认和保障.     

近代商会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会立法是1904年《奏定商会简明章程》,1914年和1929年公布实施了新的商会法和施行细则。中国近代商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经济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析论

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规模与研究群体.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通史、古史分期、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体系和话语系统.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不同的风格与特点,共同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声势,在中国史坛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一个史学流派,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中国近代化场域中传统法律文化嬗变的思考

在中国近代化场域中,国家的孱弱和秩序的混乱、参与近代化运动之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利益的复杂性、市民社会发育的基础薄弱等基本特征对传统法律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未能为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相应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条件。因此,在近代化进程中,法律体系构建与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排异,这也是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所必须破解的"两张皮"难题。为此,要强调同样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法律文化、强化行政司法主体的现代法律文化意识、加快公民社会建设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论中国近代的历史哲学研究

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史学形态与一种方法论的历史哲学在近代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欧洲出现完整的、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正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养料的,例如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则不然。虽然在晚清经世实学中,也曾有过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的萌芽,但是,它终究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悲惨命运而步入近代社会的坎坷道路。自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壁垒,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便一步步地把中国历史发展逼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轨道。这样,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模式被摧毁了,因此,中国近代没有产生强大有力的资产阶级,因而也没有产生独立形态的、完整意义上的资     

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前期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第一,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性,与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是爱国的政治史学和改革的政治史学;第二,表现为它的创新性。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但梁氏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加以融铸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第三,表现为它的开拓性。梁氏是中国近代广泛论述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前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几个变化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史学在其观念和内容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崛起,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兴起,外国史著编译掀起热潮等三个方面。上述三个方面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最终构成了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