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神判

神判,全称神明裁判,又称神裁、神断、天罚等,是祈求神灵裁决人间是非真伪和财产纠纷的判决方法,是一种文化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上各民族都曾普遍实行过这种古老的神判方法。我国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同样存在这种文化现象。本文拟对云南少数民族神判进行粗略分析,并探讨其文化内涵。 一、云南少数民族神判的几种形式 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神判存在于云南的傈僳、佤、景颇、阿昌、怒、独龙、德昂、哈尼、彝、傣、布朗、瑶、苗等少数民族中,这些少数民族主要散居在山区、半山区或坝区。在历史上,白族、纳西族等地曾出现过神判现象。 云南少数民族的神判形式大体是:①捞油锅,常见于景颇、佤、阿昌、怒、傈僳、独龙等民族。其具体作法是将一锅水或油煮沸,把物件(一般为鸡蛋、石块、斧头、金环、虎牙、银元等)投进锅中,然后让诉讼双方赤手伸入沸汤中把物件捞出,以是否烫伤作为判定是非的依据。正是“有争者,告天,沸汤投物,以手捉之,曲者糜烂,直者无恙”。怒族用捞油锅来裁决偷盗疑案。一般由“禹谷苏”(巫师)主持进行,选择旷地架一口锅,倒入清水,用木柴将水烧开,巫师念完咒语后,涉嫌偷盗者对天发誓言,赤手捞取锅中石头,然后用谷子搓擦两手,过3天手未起泡或溃烂者即清白,否则将     

刑罚心理学探源

刑罚心理学,是心理学与刑罚学相交汇的一门边缘学科,它虽然正在创建中,但人类将心理知识运用于刑罚却有着久远的历史。刑罚心理学的产生同其它学科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刑罚的产生除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它的心理依据。原始社会人类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很低,对所谓神怪或污秽事物有一种禁忌心理,人们以为如果触犯禁忌便会蒙受灾害,因而必须远远地躲避它们,敬畏它们,所谓“敬鬼神而远之”。由这种畏惧观念形成的习惯和禁律,成为人们生活的公共规范,这便是最古老的“法律”现象,并成为阶级社会的法(包括刑法)的渊源。触犯这种公共规范者,都要受到一定的制裁。最初的制裁方法,既有假托神意的“神判”,又有以武力或经济条件解决的“复仇”或“赔偿”。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些制裁都是由于给人造成一种恐惧心理,从而摧垮一个人的意志力而收到效果。因此,刑罚从其产生就与人们的心理结下了不解之缘。     

试论中医知识体系之建立──兼论对老庄哲学的诠释

中医强调了一种不同于平常感官知觉的“认知”方式──“心“，或“神”的“感知”，经由这样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身体观”及“自然观”。甚至中国传统的老庄及儒家哲学之建立，也和这种认知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像艺术（比如文学、书画、音乐、园林建筑）及术数（比如卜卦、命相、拳术、内丹修行）等领域，都受到了它很深的影响。这样一种对“心”“神”作用的肯定与强调，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的“自然观”、“人生观”、“身体观”及“审美观”都和它紧紧相依。     

中国语言的“气”意识

汉语句子的结构是一种动态建构,这种结构靠声气的止息和意向的完成来控制。汉语句子的意向主要有三类,即“动”向类、“名”向类、“关系”向类。汉语句子“气”的组织之流动性体现了汉民族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而在句法之“气”的流动中凸显的以神统形而非以形摄神的文化精神又体现了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主体性。     

论宗教的调适功能

<正> 英国学者海伦·加德纳指出:“否定世界和肯定世界这两倾向在张力下的共存,也许是每一种宗教的本质。”这话颇有见地。所谓“否定世界”是指宗教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所谓“肯定世界”是指宗教又植根于现实世俗世界之中。神与彼岸世界的超越性和人与此岸世界的现实性构成宗教的基本命题。正是在解决这一命题中产生了宗教的调适功能。 一、调适是宗教产生的功能性根源 事物的实质性定义揭示现象是什么,而功能性定义则把注意力放在现象会做什么之上。从宗教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调适就是宗教与生俱来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认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那么,人为什么要创造一个神,然后又拜倒在神的脚下,虔诚地敬拜神呢?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作了许多解释。但是无论有多少解释,恐怕都不能回避人与神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才需要创造一个神呢?一般说来,是在人还不能驾驭自然、社会的时候。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     

人学理论的三种形态──费尔巴哈、萨特、马克思比较

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关系问题，是人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在哲学史上，费尔巴哈、萨特、马克思对这一谜题的解答具有典型性，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解答方式和思维方法。而这三种方式或方法，在逻辑上构成一种“正、反、合”的关系，在历史上则标志着人学理论的三种形态。费尔巴哈人本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设定和追求一成不变的人的抽象本质，萨特人学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消解和否定人的不变的本质。但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没能解决存在与本质的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而…     

思与禅的一种诠释与对话:海德格尔和禅宗对人的追问之比较研究

一、非实体性的人思①与禅分属于东西两种不同的文。在对人的理解中，思与禅都必须面对“人是什么”这一劈头而来的提问，思与禅以不同的方式面对这一问题。思破除了“人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的合理性，代之以“人是谁”的追问。思所实现的这种问题方式转换的实质性意义，不在于能引导一个新的人的定义，而在于否定了从“是什么”的意义上给人下定义的可能性，在于否定了这一问题本身。人本来就不成问题，人本来就这样或那样地如其本然地存在着。用禅宗的语言来说，海德格尔所做的是要还人一个本来面目。禅宗没有提出一个“人是谁”的问题来…     

论现代西方伦理学在思维方式上的转换

现代西方伦理学,在道德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本质性的转换,它抛弃了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用“事实-价值”二元区分(Value-fact distincion)的方法来重新寻找道德价值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上的转化,也使得西方伦理学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转化为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一、“本质主义”的道德思维方式与理性主义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有两条发展线索,即德性论和幸福论。这二者虽然在具体的观点上各不相同,一个把德性本身看成“善”,一个把“善”归结为快乐;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的道德思维方式,一种“本质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在于它首先寻找一种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然后由这种本质特征和功能引伸出道德价值和规范,并把人的最高道     

从“听之以心”到“听之以气”——论《庄子》“凝神”的审美心理内涵

“凝神”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源自《庄子》的“凝于神（疑神）”和“神凝”。“气”是理解“凝神”的关键所在,庄子的“气”具有身体面向“,气”不仅充实身体,而且人的精神或心灵活动依靠“气”来承载和实现。“听之以气”揭示了“身（体）“”心“”神”与“气”的内在关系。由于“气”的内充作用,人能够通过听“气”实现体“道”,从而到达“虚”的境界,即应目、会心、畅神。从审美发生的过程来看“,凝神”即“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本质是气聚而神定,体内阴阳二气达到平衡时的一种心理状态。它不仅仅只是一种修道的功夫,而且还蕴含着重要的审美心理意义。在内“,凝神”强调从专心经由净心到忘心的心理过程;在外“,凝神”实际上是由心静而心空,由心空而心游的一种审美高峰体验。     

三义全殊，一法无别——宗密以《华严经》为究竟的华严禅判教思想

“华严禅”首先表现为由宗密开创的一种以“深必该浅、浅不至深”的方式融摄佛教相宗、空宗与性宗之“教三种”,以及北宗禅、牛头禅、荷泽禅等“禅三宗”,同时彰显《华严经》为别教一乘“圆顿教”的判教方法。这种判教法进一步融摄儒、道思想,为唐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所以“华严禅”更进一步表现为一种以“真实了义”差等融摄多元元素的方法论。宗密的“华严禅”判教法最早辨析了大乘佛教相宗、空宗与性宗的三系差异,其禅教扶会的判教思想既有客观正确的内容,也有牵强的成分。“华严禅”作为一种差等融摄的方法论,对后世的中国佛教发展,乃至宋明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的走向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正> (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特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104页)对于这段话的理解,颇有分歧,但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艺术掌握方式”放在认识论范围内来加以研究。如不少同志认为这里说的是四种掌握方式,而这四种掌握方式都是指的“思维方式”,艺术只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是以形象贯穿始终为特点     

从汉字看古代的祭祀习俗

祭祀，是在人类有了较为系统的神灵观念以后才产生的原始信仰活动。在我国先民的心目中，祭祀是一种神圣而严肃的仪式，所以古人对于祭祀特别注重。《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五礼是指吉、凶、军、宾、嘉，其中吉礼为祭祀的典礼，冠于五礼之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祭祀的种种习俗对我国汉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通过对一些汉字的分析解读，来探讨古代的一些祭祀习俗。一、从汉字看上古时期的人祭习俗商代的奴隶主贵族经常祭祀上帝、祖先和鬼神，以求得福佑。祭祀时除了宰杀若干牛羊以外，还要以奴隶为祭品。这种把人…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

一 从西方人眼睛望去,由物质的皮肉加上抽象的精神而构成的鲜活灵动的人,乃是天上的神在自然世界的象征。人不是神,但人又是神;神不是人,但神同时又是人。倘若我们用文化认识的方法来寻摸这种理想的本质,那么,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以降的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就是一种“神人相合”的模式。 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转而考察中国人的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时,就会发现,中国人历来所具有的对人之形体的审美意识,决定了人不是神,神也不是人,可是人却应该敬畏神,走向虚无飘渺却又具体感性的神性地位;凡俗世界的人无所谓美,只有神灵之美才是真实的、纯洁的。由是,中国人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就成为一种“神人相殊”的模式。     

试论社会变迁与抢婚习俗的演变

婚姻习俗 ,是人类文化组成部分 ,当一种婚姻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的变革而消失之后 ,有关的婚姻习俗却仍在传承。“抢婚”习俗源于氏族外群婚向对偶婚的转变时期。原始氏族成员由男从女居转变为女从男居 ,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急进的革命之一。”而抢劫婚便是完成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变迁 ,在新的社会形态下 ,抢婚习俗由于具有新的社会功能而被继续传承。作为民俗文化的抢婚 ,在不同类型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浅谈中国古诗中的“人本”与“中和”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与“中和”精神,对古代诗歌的内容题材、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等皆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国古诗中表现出来的“人本”与“中和”精神,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一、“人本”精神对诗歌的影响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种“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在道家和佛家思想中也有所反映。如儒家董仲舒指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要“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命运与自由意志--斯多葛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斯多葛(Stoics)对神的理解使神成为一种道德哲学的基础,但在斯多葛看来,神既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它同时对人来说也是世界的内在必然性、也即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人而言的“命运”;因此,“命运”和“自由”之间产生的紧张对立,给斯多葛将人自身理解为一种独立自主的道德主体以极大的压力。作为外在力量而存在的“命运”,是希腊城邦共同体瓦解之后,希腊化时期的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必然性统治的世界中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如何可能?是斯多葛哲学的问题和困难之所在,也是其内在力量之所在。这种以理性为根据的意志自由在苏格拉底的独立人格中首先得到体现,在斯多葛学说和人格实践中得到完成:个体因为对于天道或神性的体认而对自我存在具有一种自由自觉的意识,以致形成一种“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这是斯多葛学派对希腊古典理性主义道德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构成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敬畏伦理：人类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点

伦理起源于人类对某些与自身生命攸关的事物或力量的“敬畏”。伦理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对个体生命终有一死之命运的反思,亦是人类解决自身生存焦虑的一种方式,更是人类面对死亡而产生的生存智慧。如果没有人因惧怕死亡而产生的“恐惧感”,人就不会去敬畏与自身生命攸关的事物或力量,也不会在敬畏感的基础上形成最初的“道德”或“善”。这种“道德”或“善”,亦即“敬畏伦理”。“敬畏伦理”是人类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神秘性对象时形成的警示、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敬畏伦理是人类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点。     

斯宾诺莎本体论性质之我见

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地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性质究竟如何,却很难说在学术界取得了真正一致的看法。根据长期以来的一种说法,斯宾诺莎的哲学本体论或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一无论”,而他的哲学认识论则是“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这种说法是成问题的。因为如果唯理论可以“唯物”的话那么反映论也就可以“唯心”了。但是哲学家的认识论又的确与其本体论或世界观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凡以不同的方式主张世界的本质和基础是不依赖神、人和人的思想的客观实在的哲学家,便会在解决人的认识的本质和规律的问题上遵循从物到感觉或思想的路线;反之,凡认为世界统一于某种精神原则、逻辑构造或经验要素的哲学家,便在认识论上遵循从思想或感觉到物的路线。斯宾诺莎当然不能例外。因此,对他的“唯物主义本体论”进行重新审查和评估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人殉习俗探缘

我国古代的人殉,源远流长。就目前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看,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直到明清,始终未绝。对人殉习俗,我国史学界曾一度作为奴隶制度的“铁证”来认识。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简单的阶级分析法和以之为“奴隶制社会的铁证”的观点已逐渐为人们所摈弃。但人殉习俗产生和长期流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的学者认为与“灵魂观念”有关,并与儒家倡导的“奴仆殉主,妻妾殉夫”等伦理思想和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影响有联系。有的研究者则指出,人殉在多数情况下,“是当时的思想意识压制下的牺牲品”。这种“思想意识”是什么?是否就是“灵魂观念”?本文谨就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学界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