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保措施满意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最后一道"安全网",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为低保政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仍有低保对象对低保措施不满意。为提高低保措施的满意率、增强低保制度的实施效果,本文对影响城市低保措施满意率的因素进行探讨分析。研究采用系统和整群抽样方法对徐州市445名低保对象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结果显示影响城市低保措施满意率的因素是对生活质量、自身潜在价值的期望值和强大的生存压力。     

论城市低保群体的社会融合

本文主要探讨了我国转型期城市低保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从社会和个人层面分析了城市低保群体产生社会疏离的原因,并就其社会融合的可行性路径问题从工作福利政策、技能培训、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加强文化关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和促进增权等几个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和2014两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的因果识别策略,实证检验农村低保对具有劳动能力受助对象的就业激励效应,进一步考察该效应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获得农村低保会显著降低有劳动能力受助个体的就业激励,当就业状态变量纳入工作意愿信息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不同的低保救助金额所产生的就业激励效应存在差异,其中,获得较低救助金额对受助个体产生的就业效应并不显著,而获得较高救助金额能够对受助个体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按照社会人口特征分组后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在女性、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就业效应。按照地区分组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低保的负向就业激励在东部地区更为突出。采用多种匹配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文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为了缓解负向就业激励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福利依赖问题,未来农村低保制度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优化:第一,通过设置就业收入豁免和救助渐退政策来降低低保金边际税率;第二,逐步解除农村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之间的捆绑关系;第三,采取更加积极精准的就业援助措施来促进低保个体参与就业。     

无形城市背景下的城市家庭结构变迁

无形城市作为新时空背景下的城市发展形态,其高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带来了城市家庭结构的变迁。无形城市中的家庭规模小型化得到强化,异化家庭不断增多并合理化;工业时代中所丧失的传统家庭的许多功能在无形城市中开始得到回归;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处在了互动时间过剩和互动深度不足的尴尬境地。这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社会公正和城市进步,但也给城市规划和城市经营带来了困惑,增加了城市管理和城市社会控制的工作难度。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城市低保人员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

从低保人员自身的角度,使用相关量表考察该群体社会支持系统的质量。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社会支持水平明显偏低,个人支持系统是该群体的重要支柱;文化程度高、已婚对社会支持水平有积极作用;中年男子的社会支持水平显著下降。建议政府调整社会支持的价值观念,以社区为中心建立心理支持工作室,以提供专业化的职业服务,提高低保群体社会支持度。     

制度变迁与当代城市家庭户结构变动分析

利用1982年以来的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当代不同制度环境中城市家庭户结构的状态和变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尚占主导,城市常住人口身份具有单一性。1982年和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城市家庭户核心化趋向突出,职工家属迁移限制放松使单亲核心家庭占比降低,生育控制政策则使夫妇核心家庭占比提高。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城市发展加速,常住人口身份逐渐多样化,福利分房向住房商品化转变。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家庭户中核心家庭占比总水平继续处于高位,但家庭核心化趋向受到抑制。2000年后,生育控制、社会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制度对城市家庭户结构的深度影响开始显现,同时,城市人口身份多样性更为突出,城市家庭核心化水平虽然降低,但家庭小型化状态并未改变。     

家庭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全球减排行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国内的碳排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家庭碳排放成为新的碳排放增长点,有必要全方位探析家庭碳排放新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家庭异质性的依据,考察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此外,依据家庭碳排放的划分进行渠道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特征与家庭户籍地域特征具有异质性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年龄分别成为影响家庭碳排放最强劲的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别较大,分别形成家庭构建期的“均衡型”家庭碳排放、成长期的“经济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及衰退期的“人口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呈现出具有家庭生命周期性的碳排放足迹。同时,借助于渠道检验辨别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各生命周期家庭碳排放的直接或间接渠道。因此,节能减排政策应不断适应我国人口与发展新形势,将降低家庭间接碳排放作为工作重点,提升家庭在节能减排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施以差异化的减排政策,构建“环境友好型”家庭。     

不同家庭结构中的老年人主观生活评价分析——基于贵阳市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贵阳市调查数据,对不同家庭结构中的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文章假定:主干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状况及满意度高于核心家庭,而核心家庭高于夫妇家庭和单身家庭。即: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夫妇家庭>单身家庭(">"表示优于)。并从老年人对其生活状况(包括经济状况、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来考察这一假定。结果发现:夫妇家庭中的老年人主观生活状况及满意度最高,单身老年人次之。新的次序变为:夫妇家庭>单身家庭>主干家庭>核心家庭。文章对此进行了解释。分析还发现,生活自由度可能是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     

城市0-6岁婴幼儿父母养育压力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一孩家庭与两孩家庭的对比

为探析城市婴幼儿家庭中一孩与两孩父母所面临的养育压力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以中部武汉市中心城区204名婴幼儿父亲与202名婴幼儿母亲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1)婴幼儿父母在"幼儿教养"与"外界环境"上压力最大.(2)父亲与母亲的养育压力呈现不同的特征.(3)子女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父母养育压力主要集中在亲子互...     

资产负债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同时，家庭返贫问题也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将资产负债纳入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范畴，采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以Probit模型作为研究工具，实证研究家庭负债对其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并厘清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负债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损害户主健康水平、减少家庭应急储蓄等方式加剧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的家庭资产负债结构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持有的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比越高，越不利于家庭抵御风险，因为金融资产本身风险更大，容易使家庭陷入亏损；家庭负债中住房负债的增加则能够减弱其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为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抵消了部分影响，此外，房屋贷款的增加对应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在面对风险冲击时可以将房屋进行变现。基于此，从家庭自身和社会保障方面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引导居民控制合理的负债规模，避免因过度举债陷入债务风险，引导居民根据家庭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合理配置家庭资产，避免因金融市场波动造成较大损失，并且保有适当的应急储蓄；此外，社会应建立更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教育补助体系、住房...     

劳动力外流与资金汇回的净减贫效应

针对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劳动力外流和资金汇回现象,文章使用4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反事实"模拟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劳动力外流与资金汇回的净减贫效应,并分城乡比较不同迁移—汇款路径的减贫效果,揭示中国的减贫路径,服务精准扶贫。结果发现:(1)劳动力外流(迁移)使劳动力输出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2%～2.5%,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严重程度分别下降3.8%～6.5%、4%～7%、3.9%～6.4%,减贫效果逐年增强;(2)资金汇回(汇款)使家庭收入提高15%～20%,汇款的收入边际效应为0.02%～0.03%,使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严重程度分别下降30%、34%和36%以上;(3)农村—城市迁移汇款路径的增收效应远大于城市—城市迁移汇款路径,二者均有显著的减贫效果,但农村—城市迁移汇款路径降低贫困发生率的效果更好。文章认为,政府应对农民工落户城市采取"不干预"政策,为劳动力流动和外出人员返乡创业提供便利条件。     

家庭人口老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环境问题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家庭层面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从微观家庭结构出发,对家庭内部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年的截面数据对人口老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老化特征与家庭碳排放之间呈现负相关,家庭的老化特征有助于减轻家庭的碳排放水平,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更加"节能环保",这一结论与人们的一般感性认识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鼓励年轻人与老年人共同居住,通过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使家庭朝着节约环保型转变。本文的结论同时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并非都是消极影响,其对社会的影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以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中老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

基于2011-2015年三期平衡面板数据,对中老年家庭的灾难性医疗支出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中老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在考察期内进一步扩大,差距也进一步上升。以家庭可支付能力的40%为灾难性医疗支出的界定标准,则在2015年其发生率依然高达25.4%,平均差距为0.069,相对差距为0.272。引入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家中有住院、门诊及残障人员更容易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经济状况对灾难性性医疗支出发生起着显著作用,总体而言灾难性医疗支出具有"亲贫"效应,越是贫困的家庭越容易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据此,文章提出应该采取分类管理的措施,通过发放免费医疗服务券、强化医疗费用控制等政策建议来切实降低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     

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文章主要分析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的关系。迁移从总体上改善了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通过非参数分析,作者发现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家庭特征差异对于迁移决策越发重要。而且,禀赋不足的贫困家庭即便有迁移行为发生,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结合对工资方程的分析,作者发现改善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有助于贫困家庭利用迁移,也有助于贫困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好的收益。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特征与养老风险 家庭结构与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其家庭结构。而“4—2—1”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那么,这种结构未来出现的概率有多大呢？郭志刚等利用90年普查数据,对独生子女之间婚配概率的推算结果显示,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