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家族制度与国民性的思考

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国民性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日本文化在许多方面渊源于中国 ,但就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而言却与中国相去甚远 ,由此造成中日两国国民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 ,特别是人伦关系、家族、集团主义等颇有差异。     

中日“历史问题”的过程性结构与“历史和解”可能的原理

随着强征劳工受害诉讼案在韩国进入实质性司法阶段,东亚地区清算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责任运动到了决定性转折期。中韩同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伤害过的国家,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关系更饱受历史问题周期性发作之苦,中国对日外交似乎也到了考虑设置解决历史问题议程的重要关头。通过研究邦交正常化过程和历史问题发展史可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的反省修辞遮蔽了谈判时对侵略加害历史做出口头谢罪的事实,密约构造导致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暧昧化并演变为中日间围绕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等的历史问题冲突。日本的有识之士在当时就曾提出战后处理的若干原则,或可为继续战后处理、实现中日历史和解提供启示。     

中日高科技发展的比较与思考——以半导体芯片制造技术为案例

半导体芯片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就如同“两弹一星”;对于个人而言就如同身份证。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我国芯片制造行业经历重重曲折,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巨大发展和成绩,中国大陆本土厂商的芯片产能占全球总芯片产能的比例不断提高,2021年已上升至8%,但在不可缺少的高端芯片、光刻机等核心技术和装备方面仍然受制于人。如同日本的芯片产业在20世纪80—90年代受美国无情打压一样,如今中国芯片产业正在受到美国更加严厉的打压、限制和“断供”,美国还在积极拉拢其重要伙伴打造“孤立”中国的体系。考察同样受到过美国打压的邻国日本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和问题,比较中日两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经过的不同道路,有助于激发我们继续披荆斩棘推进我国芯片制造技术和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政策思考。由于《瓦森纳协定》,长期以来我国与日本之间的高科技合作受到严重阻碍。但日本众多芯片技术相关企业为自身发展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巨大市场,道理同样适合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乃至美国。芯片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民间企业常常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与芯片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民间交流与合作仍然大有可为。     

历史问题的和解：构想与实践——以安倍政府对韩政策为例

日本与东亚各国间的历史问题是东亚地区国家间合作的重要障碍,而日韩历史问题争端是其重要代表,其影响逐渐从政治、历史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转移。安倍晋三作为保守主义政治家,始终致力于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在其执政期间所实施的推动历史问题和解的政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安倍政府为解决日韩历史问题,分别采取了“金元外交”、国际司法解决、共同历史研究以及搁置争议等方式,但均因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笔者认为,要想促进历史问题的和解,需要重点在和解时机、和解主体以及和解过程等方面努力,其中政府接受历史事实、承认历史责任是必要基础,做好历史问题的事实性、政策性研究是重要条件,发挥媒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作用是重要补充。历史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实现历史问题和解最有效的路径是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历史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解决。     

刑事和解法律化正当性分析——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文章从刑事诉讼目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促进刑事纠纷的解决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目的之一。刑事和解正是切合了刑事纠纷解决的目的,关注被害人利益,更好地推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但是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目的不能危及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建议在刑事和解立法时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     

儒家思想与法律宽容——以中国古代刑政为视点

中国古代法制以儒家思想为指引,实行礼法合流。儒家思想以仁为本,儒家礼教源于人性,本可构建人道宽容之法制,以刑政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法制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但由于礼教制度之逐步僵化,以及中国古代社会无民主之土壤,最终导致古代法制兼具宽容与严酷双面属性。在建设现代法治文明国家中,体现法意人情的儒家思想仍然是法治领域中的思想瑰宝,其实践价值毋庸置疑。     

环境权法律属性分析——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自生自发开展的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环境权理论研究和探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在理论基础、被害人确定、赔偿范围等方面不可避免涉及环境权问题。环境权利说、环境法益说和环境义务说三种理论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运用各有利弊,但环境权利说更能有效适应我国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区分抽象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从主体、客体、内容和性质等方面反思、重构环境权理论。     

关于中日“家”的历史考察

关于中日“家”的历史考察洛阳外国语学院肖传国中日两国都有“家”这个概念。由于中日两国同属东方汉字文化圈，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而中国的家和日本的家又均以同一汉字作标记，所以，二者就具有了同样的外形，这表面上就给人以类同的感觉。但就其深层来说，二者的基本...     

社会和解何以可能?——以恢复性正义为视角的分析

恢复性正义的核心是疗治创伤、复原破裂的关系。它倡导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和解思路,不仅强调化解社会成员内心中的怨恨、愤恨或者憎恨,而且强调矫正社会结构中的关系不正义,预防潜在的或潜伏着的社会伤害行为,变革蕴含着结构性暴力与符号暴力的制度安排。在实现恢复性正义的过程中,和平、真相、责任与宽恕是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在这"四要素"得到实现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从社会伤害行为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或恢复相互承认,实现和解。     

论政治宽容的生成条件——以中西方诽谤罪兴衰史为鉴

近年，通过各种方式揭露、抨击、讽刺政府官员不端行为，引发了由警方以涉嫌诽谤政府罪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十余起言说者陷入牢狱之灾的案件。此类所谓“毁谤政府罪”现象所凸现的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不宽容举动并非纯法律问题，滋生它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摆脱“就法论法”进路，以史鉴今，把世界上言论自由保障程度最高的美国和近代西方民主发源地英国诽谤罪兴衰史作为参照对象，比较其与中国历史和当代诽谤罪现象之共性，揭示政治不宽容的成因，并从物质基础、制度建设、民意基础、政治认知等诸方面探索政治宽容的生成条件，有利于更为客观、理性地看待诽谤罪之兴衰与政治宽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于日美贸易摩擦中汇率问题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到80年代摩擦重心转向汇率问题,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但日元升值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效果。日美贸易摩擦中汇率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美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引发了两国间的国家利益冲突。美国企图利用美元特有的地位,影响和操纵他国汇率,以维护自身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人们期待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中韩日三国围绕那场战争的记忆存在差异。差异化的战争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具有各自不同的导向性。在中韩日三国的战争记忆重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种由一元化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变的趋势或过程。尤其是日本社会受害与加害二重性的战争记忆构造和不断修正历史认识的政治倾向,造成三国在战争记忆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战争记忆作为"历史遗产"成为阻碍三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塑造真实的战争记忆是构建三国"共享的记忆"的前提和基础,构建东亚社会在战争记忆上共同的"记忆的场"是推动实现历史和解的可行路径。     

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文化交流和民族戏剧面貌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域内”汉籍的研究上,而对“域外”汉籍,则很少涉及。近20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刊此次邀请七位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他们对域外汉籍的界定,域外特别是东亚的汉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具体情况,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国内汉籍的东传以及百年来中国文人对域外汉籍的寻访,都作了精练而全面的介绍,并提出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本期刊发域外汉籍研究的一组文章,就是希冀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饶有兴趣的探索、讨论和研究。     

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条件分析——以安倍政府时期日菲、日泰关系为例

联盟始终是国际社会深化合作的重要表现方式,其起源、稳定、增强、分裂的内在机理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近年来,日本以"积极的和平主义"为指导,积极谋求与美国在亚太的其他盟国建立联盟化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果,使美国亚太盟国间的联盟化现象备受关注。既有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国际结构、"威胁"环境、规范观念、国家体制均相对稳定情况下,联盟化为何出现变化的现实,通过对2012年底以来安倍政府谋求与菲律宾、泰国等美国亚太盟国间联盟化合作的分析可知,霸权国各盟国间联盟化的建立,需在霸权国默许或支持的前提下,满足联盟对象国面临严重威胁且外交战略方向具有较强一致性的条件,这两种客观条件互为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开展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合作面临诸多限制性条件,中国在面对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合作时仍大有可为。     

中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出路——以激励机制为视角

执行和解是一个渐趋完善激励因素的制度,从激励机制的视角来研究执行和解能够摒弃规范性研究的不足之处。执行和解应当具备激励的事前性、适中性及社会最优性,诸多激励因素都会对执行和解产生不同的激励。当下,执行和解在运行中显现了激励不足、激励过度及激励扭曲的现实困境,应当在探究其困境产生根源的基础上重塑执行和解的激励机制。     

历史的反思与反省的历史——读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2007年2月7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专题研讨会,专门讨论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明珂先生的三部专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前两本是王先生的旧著,而第三本则是2006年出版的新著。一次研讨会专门讨论当代某位学者的专著,这样的会议并不多见。可见,王先生著作十分重要,已引起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笔者有幸出席这次研讨会,现结合参加会议的感受,并及阅读王先生著作的体会,对王先生的新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并及书中所体现的研究视角稍加评介,以就教于王先生及有关方家。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关于反腐败的思考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他说:“我生60多年来,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所谓‘其兴也孛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他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的话,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和忠告.半个世纪过去,这种忠告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警诫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中日互补性国际分工合作——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中心

20世纪 9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2 0 0 0年以后仍然保持7— 8%的高增长率 ,2 0 0 1年 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日贸易获得了巨大发展。按照中国海关统计 ,2 0 0 2年上半年 ,中日贸易额达 10 19.5亿美元 ,是改革开放初期 1980年的 11.1倍。对日贸易占 2 0 0 2年中国外贸总额的 16 .4 % ,其中对日本出口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4 .4 % ,从日本进口约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18.1%。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 ,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     

回报递增、体制锁定与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尽管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都在大力倡导和鼓励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但其实际推进依旧缓慢,这一现象着实令人费解.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该矛盾现象是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结果.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过程的路径依赖通过两种具体机制而实现:一方面,由于"回报递增"机制的作用,庞大的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对于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使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由于"体制锁定"原理的存在,处在"双重弱势"的制度地位的专业社会工作既难以满足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需求,也难以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