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仁到德仁:天皇缘何强调其象征性

日本明仁天皇、德仁天皇即位时都宣誓,遵守《日本国宪法》,尽到日本国及日本国民象征的责任。从历史、制度、天皇退位这三个维度,分析日本明仁上皇和德仁天皇为何不断强调其象征性,有助于更深刻认识从平成时代到令和时代过渡期的日本政治。从日本宪政史看,明治帝国宪法下的天皇制是一种军国主义战争模式,而在二战后《日本国宪法》下的天皇制则是一种象征和平的模式。安倍晋三首相力图在任内修改日本宪法,不仅涉及宪法第九条问题,也涉及天皇制问题,其前景值得关注。     

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赓续及革新

平成时代的象征天皇制处于连接昭和时代及令和时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日本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天皇"象征"作用在平成时代被赋予了全新内涵。明仁天皇既对昭和时代形成的宫中祭祀、接受"内奏"和"侍讲"以及开展"皇室外交"等一以贯之地系统继承,同时也在拓展"公务行为"边界、主动提出"生前退位"、运用大众媒体表述心迹等方面进行了有别于传统的突破创新。平成时代的象征天皇制以其富有"继承性"、"革新性"、"大众性"和"世俗性"的鲜明特征,彰显了明仁天皇及美智子皇后联袂主导形塑的"平成风格"。     

日本皇室与中日关系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德仁天皇即位,日本进入令和时代。在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从正面还是负面看,日本皇室的作用都不容忽视。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梳理日本天皇制的历史变迁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重点回顾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的历程,论述德仁天皇及日本皇室成员同中国的接触、交往及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对隋唐以来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进行初步分析和概述,有助于把握日本皇室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给日本令和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一些启迪。     

天皇退位的历史与现实

随着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平成时代即将落幕,日本国民将在暌违200多年后再次迎来天皇与上皇同时存在。日本历史上,孱弱的皇室在各种势力的干预下,天皇退位曾经是常态化的存在。近代以后,为了维护国家最高核心的皇室的稳定,通过制定《皇室典范》确定了天皇的终身制,战后新《皇室典范》继承了这一基本原则,由此构成明仁天皇退位的法律障碍。在安倍晋三主持下,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使明仁天皇退位愿望得以实现。探究日本古代诸多天皇退位的原因和近代以来否定天皇退位机制的建立,以及当今实现天皇退位的现实过程,有助于认识天皇制的历史与现状及当今日本政治文化的特征。     

关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病逝。根据日本宪法第二条及皇室典范第四条规定,裕仁的长子明仁皇太子于同一天正式即位,成为日本历史上第125代天皇。 裕仁天皇是日本历代天皇中在世最长(87岁)、在位最久(62年)的一位天皇。裕仁天皇在位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及战后不同的历史阶段,日本天皇制也发生了从具有     

象征天皇制与“象征”一语的由来——读中村政则新著《通向象征天皇制的道路》

战后《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只能根据“内阁的建议与承认”“从事宪法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这种天皇没有任何实权、仅具象征意义的天皇制,史家一般称之为“象征天皇制”,以区别于战前那种天皇拥有极大权力的专制主义的近代天皇制。     

现代日本人的天皇观及“象征”天皇制问题

日本的天皇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前的专制主义天皇制已经不复存在.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天皇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和国民整体的“象征”被保留下来,但已不拥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权能。历史上,日本的天皇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对于日本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曾超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当这种制度妨碍新的统治集团扩大其权力的时候,它也曾名存实     

天皇欲“生前退位”真的是为对抗安倍吗?

正这位年号平成的天皇,肯定会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他的不寻常的一页:第一位与平民女子结婚的天皇,第一位自己抚育孩子长大的天皇,第一位主张死后火葬的天皇……以及200年来第一位要在生前让位的天皇。而他的这一决定,注定搅动日本朝野。当地时间8月8日下午3时,日本明仁天皇发布视频讲话正式向日本国民表明"生前退位"意向。     

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相继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基于"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使"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日本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本文通过解读安丸良夫的《近代天皇观的形成》,从民众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近代天皇观的内涵及其伪造性,并通过阐析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所具有的象征性、权威性、统合性、禁忌性以及回避战争责任意识,揭示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误区的结构性关系。     

论日本天皇的本质特征

本文介绍了日本学者关于天皇论的三种观点:精神意义上的天皇、权威象征的天皇、政治权力象征的天皇。作者从中国皇帝与日本天皇制的比较入手,对日本天皇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日本天皇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像中国皇帝那样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日本历史上只是几段极为有限的时期。而天皇之所以能够一系世袭是由于天皇远离权力中心、天皇的神性权威和“君权神授”的儒家学说的影响等原因。“虚君”是天皇制的本质特征,天皇只是个权威的象征而非权力的象征。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实践及启示——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

二战后,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经过长期的国际实践与国内磨合,已经成为日本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作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助力国家总体外交、打破双边关系僵局、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提高对外援助效率、推动地方国际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中国可借鉴日本经验,从发挥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独特作用、建设中国特色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制度体系、建立高效灵活的半官方机构体系等方面推动地方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更有效的作用,深化"一带一路"多层次国际合作。     

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

近年来,日本实行借助动漫、影视等"软实力",促进与海外的相互理解和友好,输出其价值观和提高国家形象的新型"文化外交"战略,为扩大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而做出了种种努力.日本的"营建日本酷文化,打造日本国家品牌,赢得世界好感"的文化外交理念有着长远的战略目标,在亚洲地区主要是为了缓和侵略战争的历史后遣症,增强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提高日本的国家形象,培养更多的"知日派"和"亲日派".形成区域内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从而实现它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从神权天皇制到象征天皇制的法社会学研究

宪法之下的天皇制虽然已经从战前的神权天皇制转换为现在的象征天皇制,但象征天皇制之下的天皇所具有的"神格"与"人格"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日本宪政的解释中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依然对现今的日本政治与社会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天皇制对日本社会而言是一种仪式性、宗教性要素,由此不断地酝酿、强化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性的国民意识.     

试析吉田茂的中国政策观

试析吉田茂的中国政策观吉林师范学院郑毅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战败投降,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占领日本本土。在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对外关系中断,战后日本外交的重新展开,是从吉田内阁时期开始的。吉田茂是依据《日本国宪法》选举产生的战后第一任首相,也是对战后...     

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

明治维新是从开国到颁布明治宪法、开设国会的一个历史过程。明治新政府建立的宪法体制,从根本上规定着近代日本的政治过程,对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治宪法体制存在缺陷和漏洞,再加上日本政治文化的制约作用,在近代日本的实际政治运行过程中,衍生出了新的政治力学结构。居于顶层的天皇基本上只是权威性的存在,居于中间层的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三个政治集团则成为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势力,而居于底层的民众也会通过舆论影响政治。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导致近代日本出现了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三种势力轮流掌权,藩阀元老政治、政党政治、军部政治相继登场的独特景象。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审视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的关系,对重新认识明治维新乃至近代日本的性格特质或有某种新的启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盟军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研究

战后初期的日本,上至天皇、政治家,下至文化精英、社会舆论,文化国家成为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理想社会形态而受到广泛推崇。在文化国家理念之下,强化文化外交以树立文化国家日本的和平形象,成为占领早期日本对外政策核心理念。但随着冷战的爆发,占领当局对日政策急剧反动化,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地位也急剧衰落。这也折射出占领下的日本文化国家构想迎合占领改革的本质,决定了其昙花一现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占领下的文化国家构想,作为战后日本和平思想崛起的集中体现,给战后日本国家重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确定“令和”年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

2019年老天皇退位、新天皇即位无疑是战后日本政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新年号"令和"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产生过程也耐人寻味,值得研究探讨。纵观日本历史,"保卫年号纪年方式"乃至对天皇制度的宪法解读,之于保守政治势力而言是贯穿战后历史的重大政治课题,围绕年号的攻防斗争也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来。本次年号"令和"虽然不具备以往"保革对立"或在野党强大状态下的政治环境与背景,给全社会造成冲击的强度与烈度也远不及当年"元号存废之争"来得剧烈,但安倍政府刻意"脱离中国文化"的用心、用典,以及水面下的政治主导与暗箱操作等,仍反映出保守政权的政治寓意和发展愿景,也由此为人们预测日本在"令和时代"的生存发展模式,甚至国家发展蓝图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近代以来立宪政治在日本的命运——多数主义向工具主义的坠落

宪政思想在明治维新前后传入日本,历经20余年的犹豫徘徊之后,产生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及由其所规定的日本式"立宪"。战后《日本国宪法》将主权天皇制改变为象征天皇制,但战前政治的操作手法仍旧沿袭至今。立宪政体中常见的多数争夺,在日本政治中被改变成为由某一势力集团专属的多数控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宪政原则,由此而失却表决的最终结果未形成之前的不确定魅力,控制多数即意味着表决程序不过是完成了在形式上赋予事前决定以合法性。控制多数的政治势力必成为国家的行政主体,国策的制定及执行完全被纳入其意志范畴之内。多数主义向工具主义坠落的巨大惯性,可能将日本送往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