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工匠精神的科学解读及大国工匠的培养路径

当今时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出现了工匠精神的强势回归浪潮。合理解读工匠精神的内涵,是弘扬工匠精神的前提。弘扬工匠精神是中国实现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消费型社会的合理选项,是奠定中国制造业强国地位的精神基础。未能合理把握工匠精神的退场与出场,未能理顺工匠精神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等,成为培养工匠精神的障碍性因素。重构有利于弘扬工匠精神的社会价值导向,形成培养新工匠精神的动力机制,强化有利于弘扬工匠精神的逆向淘汰机制,熟谙培养工匠精神的教育之道,是当下优化工匠精神培养的路径选择。     

论新时代医学生"工匠精神"的协同培育研究

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指出,制造强国是我国奋斗的战略目标,但制造不能缺少"匠心",即"工匠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工匠精神"的内涵概括为纲,深入理解新时代医学生的"工匠精神",探索"求精""敬业""创新""以恒"协同培育路径与举措.路径选择即"全员与单体间""全程与阶段""全方位与点位面"的协同选择尝试,效能举措是"效力发挥""评价机制""方法探索"三者有机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新时代医学生.     

高职院校实施工匠精神培育的现状分析与实践探索

目前很多高校都开始积极开展学生工匠精神培育工作,通过对40所已在推行工匠精神培育的高职院校的调查和分析,了解到各学校对工匠精神内涵的理解不一、培育途径不一.该文分析认为进行工匠精神培育的第一步是要厘清工匠精神内涵,且必须校企共同进行定义、培育及评价,通过对60家校企合作企业进行工匠精神相关的调查问卷,用"专家定义+企业需求"厘清了现阶段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智能制造类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工匠精神的内涵.     

Rethinking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对于经济崛起的当代中国来说,亟须扭转在文化"软力量"方面的弱势地位,这就为我们重新思考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德精神的主要塑造者和承担者的儒家伦理提供了机缘。在面对新的挑战之前,先要对儒家伦理做一番历史的清理工作,尤其需要从近代以来内外夹击所形成的"妖魔化"处境之中脱身出来,变换声誉,以取得起码的"出场"资格。这就需要我们从学理上、观念上,乃至于基本的叙事框架上,来重新考量它,并需要对其概念范畴、问题向度、思想脉络和历史情景做更加细致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有在转换了现行的面对方式以及处理的办法之后,儒家伦理的价值和意义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地展示,它的合理性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说明。     

总体性辩证法下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融合及其实践语境

既有对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理解大多强调二者的区别,并执着于某个领域性或行业性的特殊考察,尚未在工匠学理路上关注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和互动互释的内在关联。为此,有必要在总体性辩证法下将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融合问题课题化,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语境分析,不仅在理论一般意义上逻辑地阐明何谓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以及二者的融合,而且历史性地说明新时代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实践融合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其所具有的塑造物与塑造人、成物与成己的双重功能。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是提升劳动者科学素质和工程素质的关键,共同构成职人伦理的灵魂和最高境界,只有将二者内在地统一于主体的劳作和生产实践过程中,合内外之道地求真向善臻美,才能既实现组织的创新发展,又促进个体从“知之者”到“乐之者”再到“是之者”的劳动辩证法的历史展开,让实践主体在“去存在”的道路上成为“技艺型新匠人”,在总体上开显出生命力量与劳动意义。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工匠精神”的深意

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意义非同小可。总理为何要提工匠精神?因为这是我们的差距。曾经有一篇报道《不是总理说出来,我还不知道中国竟然连圆珠笔的头     

日本武士阶级价值观念的基本层面

江户时代日本武士阶级的价值观可分解为两个方面 :协调阶级内部关系的价值伦理和作为统治阶级协调与其他阶级相互关系的价值伦理。前者主要表现为忠义观念、家国意识和天下意识三个层面 ,后者主要表现为一种建立在自然主义秩序法则基础上的社会整合观念。对武士阶级内部价值观念不同层面的演变及递进关系的分析 ,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日本武士阶级责任心的起源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的、动态的和革命的品格 ;对于武士阶级协调与其他阶级关系的价值伦理的考察 ,则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 ,为什么除占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的…     

关于中日家族制度与国民性的思考

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国民性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日本文化在许多方面渊源于中国 ,但就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而言却与中国相去甚远 ,由此造成中日两国国民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 ,特别是人伦关系、家族、集团主义等颇有差异。     

在上帝和生活之间寻求平衡──早中期犹太伦理观初探

犹太教团十分强调伦理对于信仰的相辅相成的作用而被称为伦理宗教。本文以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强者精神和商业借贷四个方面考察了犹太民族的伦理观念，初步勾画了犹太民族由于上帝观念对生活的处处渗透而形成宗教伦理这个主要特征。犹太民族必需要发扬强者精神才能在上帝与生活之间求得平衡。文中还指出，犹太的借贷伦理所建立的契约关系已经融入了资本主义精神之中。     

日本文化发展的反思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日本文化的发展具有独特性。本文通过对日本文化精 神层面的哲学思想、宗教 观念、伦理思想等的概括分析，认为缺少哲学思想导致日本了文化发展没有深厚的根基， “泛宗教意识”导致了日本社会价值观的混乱，而伦理精神的丧失则使日本经济缺少发展 的精神动力。新世纪日本文化的发展面临着精神文化价值的反思与重建。     

论诚信的价值:从"伦理"到"治理"

儒家的诚信伦理传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生发出新的意蕴,彰显出其伦理价值与治理功效.诚是人的内心态度,蕴涵着个人的心志专一、正心善意和公共意识.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将主观的诚现之于外产生信的客观效果即为诚信.诚信有其个体价值,于单个个体的价值在于自信从而自成;有其人际价值,于两个并存的个体的价值在于互信从而互利;有其公共价值,于社会群体的价值在于公信从而公益.并且,在政府的主导下,将诚信由伦理规范发展为社会治理规范来管理社会,将产生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实现社会公正的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治理功效.     

"韦伯命题"的旨趣及启示

"韦伯命题"集中探讨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与近代合理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将宗教活动解释为世俗的经济活动,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伦理上的精神支持;其次,"预定论"思想排除了信徒通过教会、教士、圣事而获得赎救的可能性,实现了教徒从改变自我到改变世界的转向;第三,"世俗禁欲主义"则将创造财富视作获得赎救的最好的手段,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韦伯命题"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其理论阐释并不具有欧洲文化霸权的价值取向."韦伯命题"基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状况,侧重于分析曾经支撑过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体系,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学说并不是决然对立的.针对韦伯所提出的命题,新儒家结合中国问题在对"韦伯命题"的回应中,存在着对其理论的牵强比附.中国的研究者不应该用一种机械的方式套用韦伯的理论,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时应该形成自己独有的思想创造.     

梁启超伦理观新探

梁启超的伦理观是在探索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中形成的思想成果。其伦理思想既有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基础,又不断地吸纳西方的伦理观念并加以创造。其核心内容则是爱国主义。梁启超在中西文化合璧中提炼出来的、超越前人的伦理思想,对于构建当今新型的伦理观念与社会道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评康德对艺术特征和本质的界定

作者认为,康德所认为的艺术的特征就是理性、天才和自由的观点,即康德对于艺术的特征和本质的界定。其意义在于,指出了艺术不是自然本能性质的东西,而是理性精神性质的东西;艺术不是知识,突出了艺术审美情感的特征;提出了艺术是超越自然表达理性观念的自由创造这一概念;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道德的象征,突出了艺术的伦理力量。     

两种思路:变革中的企业伦理

企业改革自始至终都与价值问题紧密相连。中国的企业改革每深入一步,都在冲击和动摇着旧有企业体制的道德基础,引起新旧伦理观念的剧烈冲突。本文针对企业与国家关系中的国家本位论与企业本位论,利益分配中的公平与平等的关系、企业间竞争的善恶判断以及道德文化在企业生产实践中所起的作用等重大的伦理问题,加以分析、对比,从伦理学的角度说明,人们的伦理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制约着企业改革的进程。因此.人们在改革实践中,应坚决摒弃那些有碍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伦理观念,以促进企业改革的健康发展。     

中日传统义利观比较研究——以近代日本通俗伦理价值观与中国维新派伦理价值观为中心

本文以近代日本通俗伦理价值观与中国维新派伦理价值观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中日传统义利观的内涵,寻找两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不同特点。经过横向比较,得出日本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具有"阶层"属性、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具有"派阀"属性的结论。通过纵向比较,得出日本传统道德伦理被庶民化、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被精英化的结论。     

论工匠精神融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是培育"大国工匠"的重要载体.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助于提高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也有利于强化思政教育的育人功能,提高高职学生人才培养质量.该文通过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阵地作用,融入工匠精神;发挥教师"主力军"作用,做"工匠之师";营造具有工匠精神的良好校园氛围;加强校企合作,强化学生社会实践途径研究,力图在高职学生思政教育中融入工匠精神.     

日本战后初期精神伦理困境管窥——以对天野贞祐思想的考察为中心

二战后的日本知识分子面对战败的事实,感到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新的伦理重建价值系统来回应秩序和价值危机,作为"学者大臣"的天野贞祐制定了被称作"天野敕语"的《国民实践要领》,体现了他关于"道义国家"重建的设想。以天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依然无法摆脱对《教育敕语》价值系统的迷执,导致战后日本道德环境的畸形发展,以至不仅没有克服战后初期的精神伦理困境,反而为日本民主伦理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并由此拉开了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