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藏学研究

藏学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中的一门传统学科。其基本研究对象是大量的藏文书面文献资料。蒙古人初次认识西藏文化始于13世纪,是时佛教首次传入蒙古,与该事件直接相关的是两位著名的藏族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们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7—1251年)及其侄八思巴喇嘛罗追坚赞(1235—1280年)。后者创造了方体字,依照忽必烈皇帝的旨令,方体字通行于全蒙古国。     

元代的西藏

为了使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稳定,蒙古人设立了一些机构来管理西藏和西藏边境地区。在《元史》关于地理这一章中,虽然对乌斯藏即西藏记载不多,但是,在名义上仍把乌斯藏与另外两个区域——纳里速(Na—li—su)和古儿孙(ku-erh-sun,也写作ku—lu—sun古鲁孙)一起视为中国元朝时期的一个路。《元史》关于官吏这一章中,列举了许多隶属于宣政院的机构,宣政院是管理佛教与西藏事务的机构。在库库诺尔地区的朵思麻(指青海湖以南的地区及黄河上游流域)设立了路,这和在朵甘思(指四川西部地区)设路是一     

浅论西藏自然与人文景观旅游

本文从两方面来开展这次神秘之旅(1)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是保留神秘色彩的天然屏障,而其本身也是产生神秘的源泉.根据此可展开的自然风光、探险等自然景观旅游活动.(2)西藏的神秘更来自生活在那片神奇土地上的藏族同胞,和他们的信仰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俗风情.据此可开展宗教、风俗等不同主题的人文景观旅游.     

《圣经》神话原型与蒙古族史诗神话原型之比较研究

运用原型理论,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研究具有人类共性的原型,对发现文学自身规律有着重要意义。并有可能使比较文学走向文学人类学;蒙古族史诗的神话原型模式是由英雄和莽古斯争夺女人(大地)的情节母题所构成的有机系统;格萨尔的原型不是来自西藏,而是来源于蒙古族原始巫文化;藏族格萨尔是从蒙古族传播到西藏的:《圣经》伊甸园神话中的上帝耶和华(基督),蛇(撒且),夏娃(女人)和伊甸园(大地)分别象征着父亲、儿子、母亲原型;《阿拜·格萨尔》中西方五十五个天和他们在人间的化身格萨尔,东方四十四个天和他们在人间的化身莽古斯,中天乐园(大地)和娜仁高娃夫人,其其格诺干小姐以及她们的化身格萨尔的母亲,格萨尔三位夫人分别象征父亲、儿子、母亲原型。两组原型之间完全对应,整个系统是一致的;东西方神话原型的文化意义也完全一致。父亲代表文化,儿子代表人,母亲代表大地;大地生出人,人创造文化。人类在人和文化的冲突中发展了社会文化。     

近代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之比较

近代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虽主要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但是具体的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考察1904年英国侵藏以来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的个人履历可知,两国在用人机制和人员构成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两方人员的行政能力差异也很明显:大部分英国重要涉藏人员有过在藏或西藏邻近地区工作的经验,而且一半人员来自参与侵藏的职业军人或涉藏业务基层人员。他们年富力强,大都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且深通藏务,因久居要职而行政效率高。与之相较,光绪朝以来的驻藏大臣和民国涉藏官员则普遍年龄偏大、行事保守,综合素质差强人意。且因赴藏多为权宜选择,所以他们普遍对西藏事务热情不高、办事效率低下。深入探究这些差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西藏问题复杂化的原因。     

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人

古代作家有时以“伊比利亚”称呼整个的西班牙——卢西塔尼亚半岛。但是伊比利亚文化的准确的中心是在这个地区的东南部。从阿尔美里亚文化的金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三千年),以来,来自非洲北部(奥兰?)的一个种族,或许是非洲的含米特人(北非的柏柏尔人)可能曾经侵占那里,也许他们在种族上和塔泰萨人同族。因此,塔泰萨人也是来自非洲的入侵者。我们完全相信他们存在到青铜时代末期,甚至青铜时代结束后几个世纪还能够追寻到他们的文化的扩散和在内地的渗透的痕迹,直到基督时代他们的文化被古罗     

鲁迅和宋庆龄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1891—1936)这一有名的诗句,正好概括地写出了他自己和宋庆龄(1893—1981)两人共同的战斗精神。 这两位伟大的人物,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他们四五十岁的时候才相结识,但是一经结识,就立即成了真正志同道合的战友。 那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援助革命力量,由宋庆龄和现代著名教育家也是鲁迅的友好蔡元培等,在上海发     

美国描写语言学初期的两本《语言论》

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和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是本世纪初美国两位齐名的语言学家,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他们各自的代表著作《语言论》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时隔五六十年,这两本书中的许多原理还是行之有效的,甚至还是很新鲜、很有启发性的,仍然值得认真研读。     

任之恭博士智斗美国特工

尽管许多旅美华裔科学家已加入了美国籍,成为美国的公民,尽管他们依靠自己的智慧才干和辛勤努力,对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美国特务机构出于狭隘的种族偏见,一直对华裔科学家普遍持怀疑态度,不断对他们进行调查、骚扰,甚至罗织罪名横加迫害。著名的物理学家任之恭博士就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样的遭遇。 任之恭(1906—1995),1955年加入美国籍。他是美国物理学会理事,也是“中国现代电子学的一位伟大先驱和奠基人”(周培源语)。 “盯上”任之恭博士的美国特工来自三大机构——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局(NSA)。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触”任之恭,施展的手段五花八     

清末西藏格鲁派上层对西方势力在康区活动的抵制

清末之际,西方势力从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腹地转移到青藏高原东缘地带活动,康区随即成为西方势力在藏区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也成为他们试图前往西藏的重要通道。西藏格鲁派上层抵制西方势力在康区一带活动,并从阻止他们由康入藏和在康区活动两个层面采取了多种抵制举措。西方势力自1865年退出西藏以后始终未能再度进入西藏,在康区的发展也逐渐式微。     

11名老人驾车勇闯天路

在河南新乡,有这样一群可敬的老人,他们为了圆梦西藏,驾着5辆老年代步车上路,凭着执着、顽强的精神,一个多月来,他们出河南、过湖北、经湖南、转贵州、入云南、到西藏,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有两辆车、7位老人站到了布达拉宫面前。     

略论王巩及其杂著

王巩(1048——?),字定国,号清虚先生,莘县(今属山东省聊城地区)人。史称“巩有隽才,长于诗”。(《宋史》卷三二0)甚至连苏轼都叹为不及。可惜其诗全部散佚,今仅存笔记杂著三卷。对于王巩其人其事,《宋史》记载不到百字;对于他的作品,人们也不够重视。其实,王巩在当时是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与苏轼苏辙弟兄交游笃厚,也深得司马光等人的赏识。其流传至今的杂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宋史》之不足。就艺术性来讲,在宋人笔记中亦属上乘之作。研究王巩及其杂著,无论是对研究王安石变法、研究苏轼,还是研究中国笔记杂著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就鲁迅小说《弟兄》与张永泉同志商榷

鲁迅小说《弟兄》和它前后的《伤逝》、《离婚》等篇一样,也是标志着《彷徨》的技巧越来越圆熟的成功之作。可是《弟兄》所得到的研究,评论,相对较少。一些论者对于《弟兄》主人公张沛君的评论,在我看来,也是不够公正的。其中以张永泉同志《撕下那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文(以下简称张文)较为典型。因此,本文拟就张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发表点不同看法,与张同志商榷,并就教于鲁研界的其他师长。     

松赞干布业绩述略

在统治过西藏的许多赞普当中,唯独具有高超的智力和不朽功绩的松赞干布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公正的学者也是难以用一切美好的语言把他完全表述出来的。这并不是恭维和夸张。兹举其主要者归结为以下六点: 一、统一藏族各部落,创建了具有民族形式的政权 根据现有资料,在松赞干布尚未出世的331年前,就已经有了聂赤赞普,他与我国西汉王朝汉武帝在位时间大致相同(前140——87年),到王朝第30年代仲年德乌之间,西藏各地分别由许多部落割据,四分五裂,不相统一。至藏王达日年思执政后,先后征     

一个北京导游眼中的藏族人

我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导游。前几天,刚刚带了一个来自西藏的纯藏民团队。在北京的旅游行程当中,他们留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试论梅尧臣和苏舜钦诗歌风格的异同

<正> 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城人(今安徽)。苏舜钦(1008年—1048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四川中江)实生于开封。梅、苏是北宋中期的两位著名诗人,他们在北宋诗坛上均享有很高声誉,以苏梅并称。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他们的好友,常以诗唱和,欧称梅为“诗老”,赞扬他“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对苏舜钦则称其“名重天下”,“天下之士闻其名而慕,见其所传而喜,往揖其貌而竦,听其论而惊以服,久与其居而不能舍以去也。”南宋的刘克庄则称梅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而陆游《书宛陵集》后则评梅为唐代李白,杜甫后的第一位作家,有“突过元和     

读萨特的《厌恶》一书

法国现代作家尼藏(Nizan,1905—1940)说:“萨特堪称一位法兰西的卡夫卡。”这话很有道理。因为萨特与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的卡夫卡的小说都脱离了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小说的传统,而继承、恢复、发展了十八世纪欧洲哲理小说的传统。用小说的文艺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哲学观点,是这两位著名作家,也可以说两位存在主义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厌恶》(La Nausee)是萨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法国以至在西方世界都很有影响。萨特自己也最满意这部作品。《厌恶》一书经常与塞利纳(L.Celine 1894—1961)的     

清代治理西藏策略之演变

清代治理西藏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1644—1720),清政府对于西藏的控制是松散的,但这种松散之中深藏着高深的政治智慧;同时,在西藏一直采取温和的休养生息政策,营造了一个良好且宽松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第二个时期,也就是1720年之后,清政府在西藏逐步设立完善的行政机构,并派遣驻藏大臣。然而,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遭到了破坏。纵观清代各个时期的治藏政策,可以归纳出清代治理西藏的策略与清朝本身的国力兴衰密切相关。     

谁为拉勾作证

上回简介:舒果在佛前的树下发现来自两年前的杀人自白,得知死者正是曾经风光校园的四人组之后,他和网友双鱼展开了调查。就在此时,身为学生记者的学姐深铃被谋杀了,她的右手尾指被斩,脚下放着逝去友人白实的小说……人挤人的签售现场,郑乔跟那天一样守护在西月的身边,远远地看着的舒果即便用膝盖也猜得出他对四月的情意。活动结束后骑着跟同学借的轻骑追上他们的车,电力发动的二轮车自然比不上他们的进口货,第二个红灯     

从藏文《噶伦传》看朵噶·策仁旺杰的一生

朵噶·策仁旺杰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藏族作家,一生中写了不少作品,主要的著作有:《颇罗鼎传》、《旋努达美》、《噶伦传》、《梵藏对照辞典》、《佛本生传》等。其中的《颇罗鼎传》被视为藏族传记文学的典范,是他在壮年时代(1733年)的成名之作;他在青年时代(1718年—1720年)写的《旋努达美》被誉为藏族古典小说的一颗明珠。和平解放西藏前,这两部作品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