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

研究历史思维对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创新史学十分重要。《周易》的整体思维、丰富的历史意识、通变的运动思维及凝结其中的忧患意识、重民观念等,对民族史学特点形成和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史学“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总结历史盛衰的修史大旨、创新精神和在学术上吸纳兼融的开阔胸襟,都与《周易》有着直接的联系。     

试论中国古代的史学政策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领域，人们的重心大都集中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纂方面，而对更具有决定性的史学政策则缺乏充分的认识。一般说，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集团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和总要求。史学政策不同于修史机构或史论制度，后者只是一个作用有限的学术性的官僚实体，而前者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兼具思想规定和权力约束的政治一学术模式。史学政策不仅体现在修史机构的设置和史馆制度的程序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皇帝和历史学家二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和复杂心态中，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定向和史学文化的品格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历史学不要放弃研究现实

这次史学功能理论研讨会的第二个问题叫做“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我觉得这种提法的隐意就是历史学不应该研究现实。因为，所谓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无非是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或是反过来探讨现实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这种关系实际上等于把现实排除在史学研究领域之外。事实上，传统史学把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时间向度上限定为过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它不仅误解了历史一词的确切含义，也贬低了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与目的。我认为，历史学不应仅仅研究过去，还应研究现实。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说，人类社会…     

“经世致用”与当今中国史学的出路

怎样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是关系到今天史学发展的大问题。本文对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今天的史学研究中仍然应该高扬“经世致用”的精神。因为首先，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是史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因此，史学研究无法逃避“经世致用”的功能。其次，“经世致用”的精神与“帝王之术”是根本对立的，因为“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核心就是学术为社会服务，为民众服务，就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而今天的史学的出路就在于坚持、发扬“经世致用”精神，为今天的社会和民众服务。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对唐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经史关系、通史家风、文人修史、史家史德的理论认识以及撰述与记注、史义与史法的区别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关于撰写历史的几个问题

一、重视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早在三四千年前商周的青铜器上，就常常有这样的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其意思是：这件青铜器要永远传下去，上面记载的事情，也要让后人知道。中国古代一些史学家以及重视史学的政治家，在这方面...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

直书与曲笔是传统叙事史学的核心问题，两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君主制度既要以曲笔讳饰观念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又要在“长治久安”和“以史为鉴”观念的驱使下以直书思想约束自身及属臣行为。由此使直书在君主高压的现实环境里，仍获得合法的地位，成为正直史巨修史时高扬的旗帜，基本确保了古代史学的真实性。     

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二十年

19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和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涉及史学为什么要面向和服务现实、史学服务现实的特点、史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等.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包括史学是否要服务政治,史学服务政治时如何保持学术独立性,史学服务政治的特点和方式.三、对史学脱离现实原因的反思,或者认为是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所致,或者认为是史学自我的学术封闭造成的,或者认为是未能正确认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服务现实的方式与原则所致.四、关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主要涉及史学价值与功能的构成及特点,史学的人文价值及社会功能,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等.与19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研讨结合新的社会条件和学术进展,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但不少基本理论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上仍然未能很好解决.     

论20世纪中国史学大众化的百年历程

史学是生发于大众实践活动的需求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也不例外。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统治者不断强化的控制与利用，史学的“贵族化”倾向日益严重并最终形成“庙堂史学”垄断史坛的局面。不可否认，庙堂史学曾经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并给后代史学留下了诸多可资继承的优良传统。但是，客观历史本身是以广大民众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旦以客观历史为记述与研究对象的史学出现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忽视而与其性质和目的相背离时，这种背离将使史学内容日趋狭窄、传播范围大为缩小，还将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在很…     

咏史诗渊源的探讨暨咏史诗内涵之界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传统的民族.对历史的观照是华夏人民一个永恒的主题.修史,则是这一主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也就是说修史是有为而作的,它会对人事产生积极的模范作用(直接的取法)和消极的儆戒作用(间接的借鉴).因此,史学就具有两方面的效用:一是属于道德批判的“褒贬”,一是属于经验教训的“资治”.故梁启超曰:“史者何?纪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相体,校其总成绩,求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故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修史的优良作风对历代政治亦产生了相当的作用力.因此,对前贤的追慕,对成败兴亡的感叹,便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永恒的主题.“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古今成败无多事,月殿花台幸一吟.”唐代诗人周昙的咏史组诗的这首《叙吟》正说明了这一点,可见咏史诗能够折射出士人的心态及社会心态,从中间接地看出后人对自己时代所持态度及所负责任.研究咏史诗,可以多角度多方面抽纬出那个时代之所以兴盛抑或败亡的综合力量,以便更好地研究了解那个时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为新时代服务.否则,就会如杜     

史学发展与社会进步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常有一种误解，即认为历史学只是关于过往社会的知识，同现实社会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以至于忽视史学发展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应当坦率地说，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不仅从史学发展来看，尤其是从社会、国家、民族的进步与前途来看，凡有此种误解的朋友，都应该走出这个认识上的误区。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不重视史学，不是一个民族的光荣。这句话，讲得深刻，分量很重。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史学与社会这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这对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是十分必要的。史学…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一文原稿有四部分:一、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二、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三、欧阳修的历史编纂法;四、欧阳修史学的评价。约两万一千多字,限于篇幅,本刊只发表了二、三两部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生平“不惑传注”勇于疑古,“不没其实”善于求是,天人相分敢于祛惑,排击佛老切于“明道”,提倡道德志于为治,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表现了他的史学思想的战斗性和科学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作者认为欧阳修在近四十年从事史书编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历史编纂法,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欧阳修史学著作义例严谨,体制上有因有创,运用史料充实,以《春秋》“谨严而简约”为修史的榜样,文笔洁净直追《史记》成一家之言。欧阳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长于古文、诗、词,不愧是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     

经世致用与史学研究的误区

经世致用与史学研究的误区武吉庆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而中国史学和社会现实──尤其是现实政治之间的那种如胶似漆、难解难分的关系，是史学经世传统的重要表征。在这种传统的浸染下，“以史为鉴”成了圣君贤相们自我做戒的规条，“史学所以经世”则被有为...     

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其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和互动性思维等原则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国内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思考和厘正,尤其是“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概念的翻译与定义、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私人史学”之间的关系、公共史学的种类、“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的有效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与新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等等.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

在我国历史上,不少史学大师同时也是当时最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他们在史学上的成就与贡献,往往和在文学艺术上有深厚的造诣是分不开的。可是在传统的史学理论中,反对“文人修史”的口号却一直广有影响。这个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造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科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

文章从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两个视角，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形势和史学的发展状况，“史倒”呈现出走向独立的过渡趋势，反映出浓厚的正统意识和门阀士族的名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史学走向独立的进程，为唐初史馆撰写前朝正史奠定了基础，也为刘知畿撰《史通》提供了材料，还为后来历代皇朝修史树立了典范。笔者由此得出结论：史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深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或许可进一步深化我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