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当代通俗小说潮流与发展特征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真正具有读者群意义上的“大众”群体出现，人们面对强大的机械文明和物质文明，迫切需要心理上的调节、精神上的放松，善解人意的通俗小说也就应运而生。而在现代大众社会中，世俗化的大举入侵之势，使得“乐”从对于“教”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乐”于是有了独立的地位与本体意义，同时也就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优秀的通俗小说总是在有益人们身心健康的娱乐消遣中实现“教化”的启迪。     

在"模式化"中生存——评近年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向

模式化是通俗小说意义自成所必然采取的手段,也是近年来通俗小说的创作特点和风格特征。近年来通俗小说"模式化"特征集中显示在情节格式和人物造型上。就情节格式而言,近年来通俗小说大都是一种"故事化"的叙述类型;模式化在人物塑造上的体现是类型化和扁平型人物形象的出现,类型化和扁平型人物的根本特性是单纯、明确。所有这些都适应了通俗小说大众化、娱乐性的艺术特质与创作功能。     

论西方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其对社会大众心理愿望的肯定与折射。本文通过从对西方通俗小说诸多类型及其传统母题的分析 ,探讨其对社会大众心理层面的积极影响 ,从而确立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通俗小说的认识判断与价值判断——对孔庆东博士《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的学术批评

在经济效益和感性享受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 ,审慎地对待并处理好文学事实是重要的。虽然孔庆东博士的名义动机是为了消除人们在通俗小说问题上的误区 ,但是 ,由于他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和夸大通俗小说价值 ,结果 ,在实际上却为人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误区。孔庆东博士关于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价值无高低”论 ,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站得住脚 ,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论明清公案小说兴盛的原因

公案小说在明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走向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公案小说作为"社会情绪的减压器",适应了社会时代的需要;其二,通俗小说市场的运作对公案小说的兴盛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三,公案小说具有的审美特质适合大众的审美趣味.     

论通俗文学的范围、价值及其与雅文学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通俗小说创作的勃兴,各地报刊已经发表过不少有关俗文学的讨论文章。有些是探讨新时期通俗文学热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有些是就俗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存在价值予以评估,还有大量对当前通俗小说创作进行评析的文章,涉及的方面较为广泛,但争议较多,分歧最大的还是对于俗文学的评价问题。笔者认为,对俗文学的褒贬抑扬不同,固然系于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区别,但如果对俗文学的范围、存在价值(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及其与雅文学关系在认识上不一致,那么在俗文学的整体评价上也就难于取得共识。因此,愿献刍荛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观与其传播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观念,是影响通俗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制约或促进着通俗小说的发展。在以诗文为正统、雅文学的传统里,明代通俗小说地位十分卑下,因此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刊刻者、评论者要为通俗小说张目,首先是＂尊体＂、＂正名＂,论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文体卑下的通俗小说,与史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是鼓吹通俗小说的教化作用,阐释通俗小说的＂裨益风教广且大焉的社会功能。再次是着力宣扬通俗小说的消遣、解闷、新听睹、佐谈谐的娱乐功能。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萌芽阶段的传播者研究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萌芽阶段,传播者主要是从业余民间艺人逐步发展而来的。到唐五代时期,传播者的范围已扩展到整个社会,就连宫廷中说唱伎艺的传播者也多讲述民间故事。并且,从里巷小语者到职业说话艺人,通俗叙事文学的传播者已经一步步走向专业化,而用白话创作通俗小说的书面传播者也已经出现在社会下层。     

清末民初东北小报考略

清末民初的东北小报,记录了东北地区的市民生活,刊载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形成了一定的文人群体,是研究通俗小说不可跨越的重要地带。作为中下层市民文化的代言人,小报的作者们不断调适自己迎合大众,逐渐淡化传统士大夫的风雅,落实市民阶层的凡俗;文学创作上努力从建构传统精英文化的理想审美转向书写都市男女的大众审美,进而形成了与大报、期刊迥异的群体特质。     

一部“填空”之作——评《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纲要》

近些年来已有不少研究古代小说理论的著作相继问世,可是还没有专门研究通俗小说理论的。在现代生活中,通俗小说更是发挥着其它文学样式所不具有的作用。如何提高通俗小说的审美品位,引导作家为大众提供更多与其审美趣味相适应的作品,对于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来说,是义不容辞的重任。我们欣喜地看到周启志先生编著的《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纲要》一书(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3月版)的出版,它在这此方面迈出了极为可喜的一大步。《纲要》主要是写“古”的。显然,作者是希望通过对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爬罗剔抉从中淘洗出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为进一步走向当代通俗小说理论的研究架一座桥梁。选择这样一条古为今用的路子,体现了作者远大的研究眼光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     

中共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之比较分析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经历了三个前后相继的认识阶段,即毛泽东的"基本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和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基本矛盾—改革—创新的动力轨迹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历经艰辛,日趋成熟。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