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清官及其现实意义

对立統一的规律,也就是一分为二的规律,它是宇宙問的普遍规律。毛主席教导我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統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們对于历史上的清官,要作出正确的評价,必須依据这个一分为二的规律,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一)我們认为,对于历史上的清官,既要看到它同貪官相同的一面,而且这是更重要的一面:它們同是对农民阶級专政的工具,封建制度的維护者。在这一点上說,或从根本上說,它們是“一丘之貉”,我看是可以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看到清官同貪官不完全相同的一面。一般說来,清官严格維护封建纲常和法,或比較严格維护封建綱常和     

“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現实意义”

当前所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討論,是思想战綫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論辯,它牵涉到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在本文中,我們拟就以下两个問題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首先,是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問題。“清官”是封建統治阶級的一員,而且是比貪官有远见、因而也是更能維护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的人;关于这一点,連吳晗同志也不否认。然而,吳晗同志等认为:正因为“清官”能为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着想,所以他們能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在历史上有其积极作用。《海瑞罢官》的說明中很明确地說:“海瑞是封     

上海社联举行学术座談会討論“清官”問题

关于《海瑞罢官》的問題,上海学术界正在热烈討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为了推动这个討論,于一月八日假科学会堂召开学术座談会,邀請了学术界部分人士,就历史上的“清官”問題举行座談。应邀出席座談会的有:周谷城、周煦良、杨宽、束世澂、赵景深、沈仲九、丘日庆、张家駒、姚舜欽、王国秀、徐德鳞、李旭等二十余人。与会者各抒己见,发言踊跃。有的发言者认为,“清官”两字可以不打引号。因为官是属于統治阶級的,打了引号,反而引起糊涂;如果說清官不清,反过来也可以說貪官不貪,拿貪官与皇帝比,他也可以说不贪。历史上的清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即农民阶级力量还没有     

从包公形象看清官的历史作用

包公既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又是一个艺术典型。他们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別,而为官清廉刚正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对包公这个清官的评价,解放以来,几经反复,要算林彪、“四人帮”判得最“左”,他们一口咬定“清官比赃官更坏”。林彪、“四人帮”垮台了,人们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对古代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束缚和破坏。实事求是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重新评价包公及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又理所当然地提到议程上来了。     

农民起义“造反无功”吗?

史式先生前不久提出:“农民起义,大都由于天灾人祸,奋起‘造反’,于情于理自无可非议,即‘造反有理’.但是,有理并非有功.一个重大的历史活动,能推动社会前进,它无疑有功.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未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大都做不到,它常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因此又可以说是‘造反无功’.农民起义失败了,其客观效果常常是使千百年创造的文化精品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农民起义成功了,也依然是封建王朝,并无进步,有时专制与残暴更甚至,出现历史的恶性循环.”史式先生的这种看法,从     

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清官”問题討論会(一)

上海社会科学院自从《海瑞罢官》問題討論以来,对“清官”問題議論很多,討論热烈。該院为进一步推动这个問題的討論,在三月十六、十八、二十三日連續召开丁全院性的“清官”問題討論大会。会上发言的有老年、青年研究人員十四人。大家各抒已见,比較活跃,很多同志試图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清官”問題。会上,不同意见之間也进行了热烈争辩。     

“咬人的狗不龇牙”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极力美化海瑞,说海瑞这个明朝的大官僚,是历史上的“清官”,他“爱护人民”,“事事处处为百姓设想”。这真是胡说八道。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清官”?我认为“清官”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哪一个封建官吏不是欺压人民     

男人的“坏”与女人的“坏”

首先声明,这里所说的“坏”,不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坏,也不是贪污腐败、误国乱政的坏,而是指在男女关系上比较随意,不那么检点的坏。“万恶淫为首”是过时的老话,但男人与女人的“坏”,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可同是一个“坏”,到了人们的嘴里,其褒贬抑扬,就变得大不一样。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您瞧,男人坏还坏得这么沾沾自喜,坏得这么有资本。如果热恋中的小姐故作娇嗔地对男友说:“你真坏!”这事八成就有希望了;反之,若是姑娘一脸正经地对男士说:“你是个好人,只是……”这就是拜拜的信号,您就准备着走人吧。事实上,就是变“坏”的男人自己也多感觉良好,他们聚在一起,往往热衷于交流变“坏”的经验,大谈自己的风流逸事,有几个小蜜,有多少艳遇,反倒使得那些没     

谈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否得以真正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在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花力气。一、清清白白地为官“官”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关于如何为官从政,不同性质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如何为官从政,我的看法是:一要做清官,不要做昏官。老百姓从来都是拥护清官,爱戴清官的,历代仁人志士,也都以做清官为荣,做昏官…     

“高、陶出逃”原因析

高宗武、陶希圣曾是汪精卫对日媾和的“先驱”。1940年1月初，高、陶趁汪精卫赴青岛参加南北傀儡政府合流会谈之机，从上海出走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日汪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纳》，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史称“高、陶出逃。”究竟什么原因促使高、陶反水，出走香港，笔者以为：一、高、陶对未来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不满。高、陶自命为“和平运动”的元勋，故期望值很高，高宗武想当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陶希圣想当实业部长，但人事控衡的结果是周佛海系核心分子得势，高、陶只被委任为未来新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和宣传部长，放心生…     

“清官”论析

一、关于“清官”的研究 关于“清官”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相当激烈的学术争鸣与政治争论。50年代末．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徇私枉法等现象,向党内同志提出了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号召,亦即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发扬对人民负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以及丢弃曲意逢迎的思想作风等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     

评《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

<正> “揭清官之恶”是《老残游记》突出的思想内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胡适亚东图书馆本《老残游记》序称道“《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历来的中国文学史、小说史大都祖述此说,啧啧称赞。当然,否定的意见也是有的,五十年代张毕来同志著文斥《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招致许多驳难,后来就不见有人坚持了。但类似的评论仍时或出现,例如1981年著名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著文说:“刘鹗对清官     

论“要人治,还是要法治”

(一)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我们今天的 讨论与历史上的争论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什么是“人治”?古往今来说法不一。例如,人治是指重视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领导者不民主的工作风和思想作作风;是指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由人来作决定;是指执行法律的人;是指“清官之治”;是指对当权者的培养、选拔;是指重视道德、舆论、教育工作等等。我们不赞成这些解释,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治理国家要不要人和需要怎样的人这类无须置疑的问题,而是指治理国家的“人”(主要是指统治阶级),以什么为依据、采取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的来治理国家。国家都是人来治理,要     

是“点金成铁”还是“点铁成金”——也谈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文字修改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修改,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学术界争议颇大,笔者是赞成改好说的。金本《水浒传》政治上改得成功,表现在把一个宣扬投降路线的主题转换为一个鼓吹造反起义——“逼上梁山”的主题。结构上改得成功,表现在淘汰了《忠义水浒全传》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使《水浒传》结束于梁山革命高潮到来之际,真正成了一部完整统一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杰作。文字上修改更多,经过     

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以后,旧封建士族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新政府相继采取"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两项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对士族阶层的改造."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是相辅相成的,并为日本近代社会的转型创造了积极因素.但这两项政策并没有从思想意识上改造士族,因而又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苗练”正名

对苗沛霖所创建的私人武装,今人著述皆以“团练”称之,根据不外乎三:清官书及私人著述多称“苗练”(“苗沛霖团练”的省称);苗在咸丰六年回乡时,被里人奉为“练长”;     

论“统”和“分”的合理性

在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如何正确处理“统”和“分”的关系是一个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片面性是必须纠正的。一种认为分户经营越多,责任制越落实,因而只愿讲“分”,不愿讲“统”,认为一“统”就“死”。另一种认为只有统一经营才是社会主义,因而对“分”不感兴趣,想把什么都要“统”起来。这两种认识,各走极端,都不利于生产责任制的完善,不利于生产发展。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保持公有的前提下,生产组织方式何者该“统”,何者要“分”,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以人为本”的历史诠释与当代解读

“以人为本”是新时期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依据。它包含着对中国古代“人本”思想资源的继承。中国古代的“人本”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涵义,它要求在处理人与国、与君、与官、与神、与天、与物的关系时,不是以“国”、“君”、“官”、“神”、“天”、“物”为根本和依据,而是以普通的“人”为起点和归宿,对今天的政治家具有非同寻常的警示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人本”思想经过创造性转换被注入新的意义,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焕发出新的活力。     

抛却“清官”意识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大众文化中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清官”意识.老百姓希望多出现一些公正廉洁、为民谋利益的“父母官”;而一些干部竟也以“父母官” 自居,津津乐道“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无形中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公仆混同于封建时代的“官老爷”.这种“清官”意识,究其实质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是封建思想的残渣余孽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