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增长态势、权利特征与权利救济

当前,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流动人口的数量会继续增长.但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现有制度设置中不合理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权利呈现出权利行使的不平等性、权利实现的易受侵害性和权利保障的脆弱性等特征.从现有制度环境看,中国流动人口权利救济的途径主要有: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社会救济和自力救济.     

论我国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

司法救济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后屏障.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是股东在其权利遭受侵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手段,即股东的诉讼提起权,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在我国确立和完善股东诉讼制度,对于弥补我国现行公司法之不足,切实保护股东利益有着重要作用.     

构建合理的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机制

中国农村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赋予村民平等的自治权利.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村民自治运作中的事实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为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有效行使,有关部门应当着力建构一套以自治救济和司法救济为主,多种救济方法和渠道有机结合的,合法、规范、有效的自治权利救济机制.     

析论高校受惩戒学生权利救济机制之构建

对违纪或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学生实施惩戒是高等学校享有的一项法定职权,为受惩戒学生提供有效救济也是民主宪政的一般要求.反思现行高校受惩戒学生的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构建受惩戒学生的权利救济机制应当遵循有惩戒必有救济、穷尽行政救济、司法最终救济、停止执行等基本原则,包括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制度.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从理论研究来看,我国学者多视角、全方位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立法规定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刑法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却远不尽人意,在被害人权利的实现上仍存在一些问题。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实现也做了一些有益尝试,如刑事和解、国家补偿和社会援助等,这些活动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践经验。     

浅论普通高校受处分学生的权利救济

基于管理权的行使,高校与学生之间构成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目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权过度膨胀,学生权利救济的路径相对狭窄,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生合法权利的维护。有效制约高校学生管理权的行使,对受处分学生的权利进行司法救济,构建二元制权利救济机制是依法治校的必由路径。     

公务员权利救济法律问题探析

公务员权利救济应当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其法理基础为特别法律关系理论、权利救济理论和行政法治理论。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诸多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其中,重视法治、强调公正、注重程序、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社会救助权的可诉性及其证成

社会救助权作为一项新兴的社会权利,是通过救助社会弱者来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救助权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有效的救济机制,特别是以可诉性为基础的司法救济机制的保障.因此,我国应当走出传统社会权不可诉理论之误区,顺应时代潮流,肯认社会救助权可诉性,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特色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     

论基本权利在民事权利保护中的作用——以德国宪法诉愿制度为视角

对于权利的实现而言,救济是不可或缺的。长久以来,对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权利纠纷,通常都会依据民事法律的有关内容,对权利受到侵害的民事主体予以救济,在民事法律领域内解决纠纷。然而在特殊情况下,的确存在对民事主体的权利救济缺失的状况。与我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通过建立联邦宪法法院和宪法诉愿的制度,充分发挥基本权利在民事权利救济中的作用,有效填补了在民事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方面可能存在的立法缺陷和救济缺失,这对我国未来的立法及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应然权利到现实权利:社会保障权实现机制

考察分析社会保障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现实权利转化的方式、过程及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为理论指导。社会保障权首先是一种道德性权利,其正当性根源存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人的需要是权利得以产生的最终动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阶级结构直接影响社会保障权以国际人权、宪法、具体权利的方式得以确认的进程。社会保障法规范经由监督管理机制、资金运行机制得以具体实施,当权利行使受阻时还应有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作保障。     

论集体土地被征收人权利的司法救济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制度体系,一般以《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为核心,《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部委规章为支撑,相关土地政策为补充。由于对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缺失、执法不严、司法乏力等问题,导致集体土地被征收人权利救济困难。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改革现有的行政主导征收模式,立法明确被征收人的权利,建设以被征收人权利为中心的制度,强化司法救济,征收过程司法适时介入,对征收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保障被征收人的权利。     

试论公正审判权国际标准之内国化问题

公正审判权是一项宪法性程序性人权,其国际标准所具有的普适性毋庸置疑,然而其内国化问题则是一个人权的实践问题,是一种实然的技术问题。应综合考量中国的实际情况,司法性权利采从技术到制度,防御性权利宜采从制度到技术,救济性权利则采有利于被告之路径。     

揭开环境权的面纱:环境权的复合性

中国大陆关于环境权的讨论已历经了25年.虽然学者们似乎观点迥异,但是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倾向,即"对号入座的理路".这种"对号入座的理路"在特定时空下确实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广阔的时空内就不再精准.本文试图整合各种关于环境权属性的观点,建构一种不同于"对号入座的理路"的"综合的理路".环境权应是由不同权利形态的权利组成的权利群,是由不同权利样式因素构成的权利束.当下中国环境立法应当确认公民的环境救济权,检察机关的环境公诉权和非政府环境组织请求行政救济和诉诸司法的权利.     

论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

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存在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权利救济尊重、承认和保障了人所固有的人格尊严,而公民人格尊严的实现和保障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首要条件;权利救济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奠定了社会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权利救济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安全阀",有利于消除潜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供制度保障;权利救济增强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在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过程中,自然权利理论、权利制约权力理论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引导作用。具体而言：自然权利理论衍生出刑事司法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普遍性、不可或缺性和不可非法剥夺性;诉讼参与人享有广泛的参与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是权利制约权力理论在刑事司法机制中的必然诉求;程序主体性理论则为程序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性和充分的权利保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赋予强制力抑或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执行和解双重救济制度的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的协商意愿,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提供缓冲余地,但双重救济模式的救济选择权和救济范围仍需进一步扩张.现行执行和解双重救济模式下,当事人的救济渠道仍不足以处理复杂的司法问题,因此是否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和是否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成为学界和司法界争论的焦点.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即赋予当事人第三条救济路径,扩大了当事人的执行和解救济选择权;而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在性质上则是事前规制,主张加大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力度.两种完善构想都应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类型和履行程度加以区分,明确不同情况下执行和解救济程序的选择,通过对救济模式的优化,最终实现当事人应有之救济权利.     

论公司司法解散--对修订后公司法相关内容的思考

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加了公司司法解散的规定,这一规定为股东维护自己的权利提供了必须的手段.结合世界各国立法对公司司法解散的态度,我们在肯定这一必须的救济手段的同时,必须防止在目前的立法、司法背景下对这一解散请求权的滥用,法院在审查相关诉求时,应更多的利用替代措施解决纠纷,避免矫枉过正.     

权利位阶的反思

权利住阶这一抽象概念经常在研究权利冲突的文章中出现.很多学者认为权利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或是规范的价值排序,并以此作为解决权利冲突的依据.本文认为,权利之间并不存在位阶关系,这种权利位阶的观念会对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产生负面的影响,使得权利冲突的解决永远成为一个问题.权利的本质决定了权利间价值高低的不确定,现有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也不能为权利位阶的确立提供帮助.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摆脱权利位阶的依赖.对权利位阶进行反思.无论是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探析

建立村民自治纠纷的司法裁决和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是与司法本身的特性相适应.它不仅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而且使争议能在法定渠道内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正确规范、引导农村基层公共行政管理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确保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能够有机统一、协调和谐,保障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转型期权利保障的差异性结果——从司法角度切入

中国转型期的权利保障差异性结果契合了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心理习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合司法精英化的运作模式与大众生活样法、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裂痕,从而缓解多年坚持的司法职业化改革给社会造成的文化压力和精神紧张,而且对以司法资源稀缺和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为情景的部分特定时空也具有救济作用。